安邊之計，無如修好，漢之和親，有五世之利，此從來所共 也。但講和既久，不能無反復，要其歸宿，終以此策為便。文帝為趙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祿，寵其兄弟，然後遣一介之使，慰以溫言，遂得去其帝號，委質稱臣，信乎懷遠之道、駕馭之術皆無如此者。其後祖逖與石勒通好，不聞于朝，自以己意專行于外，于國體甚尊，邊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無事，王心載寧。以邊事論，方叔之壯猷；以臣道論，則春秋公子結之義也。然範仲淹曾一行之，舉朝以為大罪，不能如韓昌張猛，猶得見賞于其君而不毀其盟，不致其闢。所以境外之事，日見其難，為邊臣不敢自專，必歸其責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獨斷，必取衷于公卿侍從，眾論不同，聚訟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邊，使和議不發于南而發于北，則盡善之舉也。然而邊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紿于外，勞費于內，必如明之宣宗，每聞請款之奏，即申敕邊臣，防其詐偽，戒嚴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無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寢僥幸之謀，為得法也。呼韓邪入朝，此從古未有之事，禮以義起，豈可過于挹損，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師而接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義自是事理之常。蕭望之獨謂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從羈糜之義，此必斟酌理勢所宜，彼此所安，而後施行，未可于事後鶻突下駁議也。荀悅起而非之，亦是論理之詞，故悅亦雲，漢之所行為得權時之宜，未嘗全以為非。宋人有感當時之事，故為尊大中國之說。今且平心以觀，假令元昊入覲，諒祚詣闕，持廟算者果用荀悅之論，抑姑以望之為成法？爾時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韓範處此，亦恐高論無益，必歸實際耳。愚謂春秋之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匈奴為敵國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內，即以亡國之禮待之，亦當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況慕義尚化而來，豈可無加隆之典？春秋邾儀父來盟，因其接我而 之；荊人來聘，去州舉之名以獎慰之。奈何違經義、戾事宜，以慕義之君��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國之尊？學問不精，襲取嘉名，爭小節而誤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講于篤論也。所可議者，呼韓入朝漢之禮，賜黃龍已浮甘露，竟寧復倍黃龍，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壽又加厚焉，幾加厚若此而猶可常繼者，是亦不可不慮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馬公極言其謬矣。愚考武帝時，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漢之罪人。江都女細君、楚女解憂，大率皆貸死而養于掖庭者，故遣嫁異域，即以此屬當之。雖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國之體，非若唐室徑以人主愛女往遺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