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雲︰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韋昭亦以為左丘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于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眾說，故注《藝文志》，直以《國語》為左丘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丘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劃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為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為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鄢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雲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從劃一，而彼此各異若此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為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 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遍，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鄢陵之役，範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為底本，而別出爐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于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采《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于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采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豆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騏驥以就衡軛也。觀于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論衡》雲︰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傅著丘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為丘明作。）○韋昭注《國語》韋昭注《國語》，合賈逵、虞翻、唐固諸本參考是正，最號詳核，然亦有舛謬者。晉文公請隧，賈逵雲︰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則以為天子之六鄉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詞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取備物”，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乎？”又《晉語》︰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大物、備物，大章、王章，皆謂禮之大者，非郊隧地可知。況是時王正勞之以地，豈又辭所賜之地而別請所不賜之地乎？魯武公之其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韋昭注︰括，武公子長子伯御；戲，括弟懿公也。按《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弒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同。而昭以伯御為括，亦誤。《左傳》自幕至于瞽瞍，則幕在瞽瞍之先。昭注《國語》“虞幕能听協風”乃雲“幕，舜後，虞思也。則以舜之遠祖為舜之遠孫矣。又東漢明帝諱莊，故凡前史所有莊字悉改為嚴。昭，三國吳人，尚復何所忌諱？而不為改正，仍以魯莊公為嚴公，曲沃莊伯為嚴伯，亦不免疏于檢點。顧寧人乃以為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遽改前代之諱，此亦曲為之說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