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間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絕，自其形制觀之，亦當為漢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漢書•景帝紀》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間國封于孝景前二年四月，膠東國治即墨封于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訖于王莽之篡，未嘗為漢郡。是前漢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為光武初年之物。然細觀其形制文字，終不類東京，且考之後漢之初，亦無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漢，為膠東國都，然王莽廢膠東國為郡，改為郁秩。郁秩故膠東國屬縣，則莽時郁秩郡，當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復膠東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賈復為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六縣，以郁秩為首。至肅宗時，復孫敏有罪國除，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食一縣，以膠東與即墨為二縣。膠東前無此縣，蓋即郁秩，此又復漢初之膠東，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證也。故光武初年，決無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後，膠東國又未嘗為漢郡，則此印非漢初之物而何？若雲漢初之物，則即墨自戰國時已為重地，與臨淄並，故張儀說齊王曰“臨淄即墨之饒，非王之有”，田肯說漢高帝亦曰“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故田市王膠東，實都即墨。漢高帝以膠東等郡，封子肥為齊王，文帝分齊別郡，置膠東國，亦仍其故治，而中間膠東郡之稱，或為即墨，猶 川郡之或稱劇郡，各以所治之縣名也。故即墨之為漢初之郡，殆無可疑。《漢書•高五王傳》謂“齊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猶當為悼惠王所鑄也。河間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決其為漢初之物。謂漢初已有大守之稱，似與《景帝紀》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戰國時已有此稱。《墨子•號令篇》雲“操大守之節而使者”，又雲“勇士父母親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雲“望氣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趙策》“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大守，千戶封縣令”，《史記•趙世家》亦引其文，則戰國時已有大守矣。即雲《墨子•號令》諸篇多秦漢間制度，或系漢時墨者所作，《戰國策》之文亦系後人增損，然上文所陳地理沿革上之證據既如彼，則吾人轉可由此封泥，而證漢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為大守、都尉，不過以七國既平，大啟郡縣，其時守土之官，或稱郡守，或稱大守，乃整齊畫一之耳。嗚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于地理官制上關系之大者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貴也。封泥中又有齊昌守丞封泥，此亦齊悼惠王時物。按《漢書•地理志》無昌郡，惟瑯邪郡有昌縣，又千乘郡博昌下有應劭注曰“昌水出東萊昌陽”。則昌郡非分瑯邪郡置，必系東萊郡舊名也，此與即墨郡皆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齊字，尤為明示此事實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