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蓋譜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雲︰“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欽！
【譯文】
譜這一名稱的創立，起于周代。表是根據譜的形式而作的，所以桓君山說過︰“太史公的三代世表，縱橫成行，都是仿照周譜。”這大概就是證明吧。
【原文】
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碟，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艾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
【譯文】
要說以表格形式作為文章，敘述時事，用在譜歷上，或許可取，放在史傳中，卻未見得適宜。為什麼？《易經》用六交來窮盡變化，《春秋》經用一字來表達褒貶，《公羊傳》包含“五始”，《詩經》包含“六義”。由此可知文章貴在簡要，語言惡在繁雜。何必要詳盡重復，才稱之為完備呢？
【原文】
觀馬遷《史記》則不然。夫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
【譯文】
看司馬遷的《史記》卻不是這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都在各自相應的篇章里有所說明。互相考查核對，很容易就可知道。卻把它們重新列成表格，成了繁瑣浪費，豈不是荒謬？而且表列于篇目，編入書中，有了它不會增加什麼，失去它不會損失什麼。因此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再跳到世家。表在它們之間，閉而不視。說起它的無用之處，能說得完嗎？
【原文】
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銼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于天子者哉！
【譯文】
後來班固《漢書勢和《東觀》二種史書（(（東觀》指《東觀漢記》），各自相繼師法司馬遷，迷溺其中，不知覺悟，無異于盲目追隨狂人。如果一定要勉強在各種表中進行選擇，硬把它引入史書，那麼列國年表也許可以保留。為什麼呢？當春秋、戰國的時候，天下沒有統一的領導，列國群雄交錯對峙，各自有自己的紀年。如果排列成表，用表統一年代，那麼各國所處的年代，就會一目了然。而像兩漢時期，四海成一家，公卿已經都是臣下，王侯只不過和郡縣相似，何必標明他們的年數，從而和天子相區別呢？
【原文】
又有甚于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厄犧，下窮贏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鴻居鵲巢，篤施松上，附生疵贅，不知翁截，何斷而為限乎？
【譯文】
還有比這更過分的。真是奇怪！班固的《古今人表》，劃分九品高下，網羅千年人物。按時代說，他們並不同時；按姓氏說，並非同一氏族。本來自然可以分群按類區別聚合，使善惡不同的人分別排在一起，以時代先後作為次序，又何必借助于表呢？而且表中人物上起厄羲，下止秦帝，不談漢代的事情，卻編入漢代的史書，如同鴻佔了鵲巢，篤攀在松上。多出來的贅疵，不知道剪截，怎麼確定斷限呢？
【原文】
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于《史》、《漢》群篇，其要為切者矣。
【譯文】
到何法盛的《晉中興書》，把表改為注。名稱雖然巧妙，蕪雜累贅之處也不少。當晉代流離遷徙，佔據了南方的揚、越，北魏興起，稱雄于北方的燕、代的時候，這之間，各種偽政權有一十六家，不順從正統朝廷，各自自立為君王。崔鴻著《十六國年表》，區分比較清楚，和《史記》、《漢書》等書的表相比，要算更貼切些了。
【原文】
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譯文】
至于像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年歷》，都是根據表而著成書的。既然不是國史一類的書，所以這里存而不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