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教主”四字真难当。生未尝说法，亦无说法处；不敢以教人为己任，而况敢以教主自任乎？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自五十六岁以至今年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今以此四字加我，真惭愧矣！
因思每郡国志有“乡贤”则必有“名宦”，又有“流寓”者，以贤人为国之宝。有乡贤可载，则载乡贤，以为一邦之重；无乡贤，则载名宦，亦足以为此邦之重；若无乡贤，又无名宦，则载流寓之贤，亦足以重此邦。则如生者，虽不敢当说法之教主，独不可谓流寓之一贤乎？可与麻城之乡贤、名宦并声于后世矣，何必苦苦令归其乡也。是岂无忘宾旅与柔远人之意哉！果若是，则邵康节当复递归范阳，白乐天当复递归太原，司马光当复递归夏县，朱文公当复递归婺源，不宜卒葬于沙县之乡矣。生虽不敢上同于诸大贤，独不可比拟于诸贤之流寓乎？天下一家，何所而非乡县，恐不宜如此大分别也。
且夫圣人通天下以为一身，若其人不宜居于麻城以害麻城，宁可使之居于本乡以害本乡乎？是身在此乡，便忘却彼乡之受害，仁人君子不如是也。既不宜使之说法为教主于麻城，而令其说法为教主于久去之乡县，是重他乡而藐视目前，亦又太远于人情矣！此等见识，皆生所不识，故敢与兄商之，以兄彼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