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澤之利（上）《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 。
臣按︰鹽之名著于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以資食用而已，未以為利也。《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咸。
呂祖謙曰︰"此鹽之根源。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咸，凝結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種之外，又有出于地者、出于山者、出于木石者，大抵鹽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闕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也。"
臣按︰鹽之在天地間無處無有，故生民之食用亦無日可無也。惟其無處無有故其為利也博，惟其無日可無故其為用也廣，利博而用廣，故有國者于常賦之外首以此為富國之術焉。
《周禮》︰鹽人（主共鹽者）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謂不練治者）、散鹽（煮水為之者），賓客共其形鹽（形象如虎者）、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鹽之飴者，今戎鹽），後及世子亦如之。
劉彝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為者，有積于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于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鹽為虎形以共食啖，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其味甘焉。"
臣按︰周時設官以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後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產、民之所采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官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其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謹正（音征）鹽 （策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鐘釜而給之。"于是說桓公伐菹（枯草也）薪煮海水為鹽，令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功也）而煮鹽。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當時始興鹽 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始開。"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概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于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去聲）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臣按︰此萬世禁鹽利國之始。嗚呼，天生物以養人，人君為之厲禁，使彼此適均而無欺陵攘奪之患，人人皆富而不貧，不奪彼而予此也，而管夷吾之為法，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繇之途，其實奪之，示之以予之之形而陰為奪之之計，是乃伯者功利之習，見利而不見義，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凡其所以巧為之法皆歸之先王，而曰先王知其然，豈非厚誣也哉？後世言利之徒祖其說以聚斂，遂貽千萬世生靈無窮之禍。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榷也。"
臣按︰三代之取民者貢賦而已，而山海之利方其盛時未有焉，至末世乃或有之，然亦不過一二而已，秦人乃至二十倍于古。嗚呼，天生物以利民而君奪之以為己利，加一二且不可，況二十倍之乎？漢人雖不用此以為經費，然縱諸侯王國取之而不禁制，其與己之自取無以異也。
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蠰鹽，官子牢（廩食也）盆（煮鹽之器），敢私蠰鹽者 （足鉗也）左趾。
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詰也）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復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俑于管仲，計近功淺效，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禁榷矣。"
臣按︰鹽?雖始于齊，然未設官也，置鹽官始于此。嗚呼，天地生物以養人，君為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乃立官以專之、嚴法以禁之、盡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豈上天立君之意哉？彼齊之為國，壤地狹而用度廣，因其地負山海而稅其近利，昔人固已議其巧為之法，陰奪民利，況有四海之大者，租賦遍天下，其所以資國用者利亦多端，豈顓顓在于一鹽哉？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謂文帝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民困乏，可見國之富貧在乎上之奢儉，而不系于鹽之有無也。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蠰。"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
韓愈曰︰"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博易，鹽商利歸于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若令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
臣按︰官不可與民為市，非但賣鹽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為？韓愈所謂求利未得，斂怨已多，主國計者宜以斯言為戒。
北魏時，于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甄琛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 鹽，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立官鄣護鹽池而取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
元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繇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于傷民，上不至于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余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異用而用之各有所宜。漢以大司農掌天下之錢谷以給百官祿俸、軍國饋餉，而山澤之利則掌之少府而以私奉養焉。唐至中葉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凡天下所謂軍餉、祿俸皆仰給于鹽，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嗚呼，天地生物止于此數，人力有限而用度無窮，自非剝削灶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哉？當是之時，所征于民稅賦不知何在，而專仰給于一鹽如此，若以為兵起民貧，然農民皆貧而灶戶獨富乎？劉晏雖曰善于理財，然知利國之為利而不知利民之為大利，知專于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听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臣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越界，每引以二百斤為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鮮，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無事，儲峙有余，萬一有警，未必全得其濟。臣請于將弊之際、未事之先，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識可乎。臣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蓋兩淮居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書生過慮，以為鹽之利固大，而鹽之害亦不小，利在于承平之時，而害生于中微之後，以前日之利較之後日之害，害尤甚于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為家，兼水陸以為富，陸地所生之物蓋居水澤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資以生者米谷、布帛之類，不止一物而鹽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為利蓋亦無幾，而歷代以來咸仰之以為國計邊儲，不可一日闕焉。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資鹽以為利，則彼無寸尺之土、隔宿之儲者，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為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聞。竊惟召商中鹽之法，惟可行于邊方無粟之地，蓋其地素無儲蓄而所產之谷粟不多，不能不資他方輸運以給者，故須待商賈以中納焉，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輦運于他方者，官府可行臣向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糴之策（見"市糴之令"修）。蓋客商以數斗之谷而易吾一引之鹽，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預于未用之先，自行市糴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哉？雖然，此其流耳，若推厥本源，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戶，將欲煎�𥅾𠴲_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其所煮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為則（或以二引、三引），皆為一定之數，不許多寡，其盆皆官為之鑄，款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給者不許用也。給券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量天時之晴潦、菹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其數，听其自煮自賣，煮而不聞官者有罪，若夫商賈赴場買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鈔引付之執照，俾于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或三十、五十）以為公費，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征于灶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以銷他日未然之害矣。儻以臣言為可采，乞先行于兩淮，俟其果有征驗，以漸推行于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仍其舊，或別為處置，又在隨時斟酌雲。或曰此法果行，則前日之中納、听支之客商焉得鹽而給之？臣請借運糧回船轉般滄鹽至揚州償之，既足之後然後行臣此法，無不可者。滄淮轉般通融之法，臣別具其策于後。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于建安軍置鹽倉（在真州），乃令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于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
林干曰︰"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
臣按︰此宋朝轉般之法，似于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給腳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腳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算。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于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灶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于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算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股，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鹽，于行鹽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範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臣按︰鹽鈔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于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于海，海非一處；顆鹽出于池，池惟解州有之。蓋海鹽出于人，必煎熬烹�㜃茷嶆芋A解鹽出于天，畦壟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成焉。出于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補，出于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是以開中解鹽與海鹽異，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輳補，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顆不及額矣。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逾十年，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待支者若干，計其所有之數，果不足以給其所支，即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于海鹽（或井鹽）存積多余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仿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余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為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況且解池切近西北二邊，于用為急，異時國用有闕，邊儲不足，當于何所取給哉？（以上言鹽）
以上山澤之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