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墜緒就湮，微言中絕者屢矣。何以至有宋濂、洛、關、閩諸賢出而聖人之道大明，既明而遂不復晦？豈非由于諸賢之扶正教，闢邪說，同時奮起，百折不回，而又各有著述，其擇也精，其語也詳，足以抉奧闡微，羽翼斯道于千載也哉！
余束發受書，溺于俗學，以記誦詞章為務，于道毫無所窺。繼與友人崇文山游，見其持論行事一軌于正，因盡棄所學而學焉，始解讀小學、近思錄與諸先儒之書以發明經旨。因文山而獲見倭艮峰先生，得讀所著為學大旨，始知聖人之道如日用飲食之不可一日或離，而從事之久，則趣益深，理益明，又不容以一蹴而至也。無如力學不勇，悠忽終無所得。
同治六年，出守鳳翔，固橫渠夫子之鄉也。拜謁祠下，肅然仰前哲之遺徽，徘徊久之不能去，從守祠張生述銘求全書之所在。張生曰︰“是書舊刻之在 邑者，板多殘闕，臨潼本，則不知藏于誰氏。道光初，郡中有新鋟本，第不敢出以示人。”余訝其言，固詰之，則曰︰“是書之刊也，彼時岐邑明經武子鮮名澄者，實任校讎事，于語錄、附錄諸卷多所移置，且補著張子年譜而參以己議，謂井田不可復行，于是是書出而讀者言華然，是以不敢復示人。”余亟索觀，知武生亦汲古好學士，第其所著井田論，未能窺先賢之深意，無足存者。乃屬張生，將所移易者重輯如舊，商之羅誠茲明府驤，共捐資而補刻之。以武生所編年譜，刪其繁冗附于後，以不沒其勤。
編既定，張生固乞序于余， 邑賢裔張書雲亦以為請。余曰︰“子誤矣。夫子之書，廣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諸儒論之詳矣，余涉道淺，烏足以贊一詞哉！且值正學倡明之會，是書之傳，久已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又烏待乎序耶！”張生則曰︰“人之讀是書者，往往靜言而庸違。自罹兵革後，讀之者益鮮，其不可以無言也。”
余悚然曰︰“是守土者之責也。夫天下之禍亂不遽作，實人心風俗有以釀成之；人心風俗之壞，由于教化之不行；教化之不行，由于學術之不講。鳳郡民俗，夙稱敦樸，今則學校久廢，詩書之道不聞，人知趨利而不知向義，較之往昔，其風亦稍灕矣。果能取夫子之書讀之，而身體力行，觀摩而善焉；其君子知勵存養之修，宏胞與之量，循其性而無違；其小人亦知篤尊高年、慈孤弱之義，盡其職而無愧； 皋 皋熙熙，禍亂其庶幾息乎！第古學校之制未能遽復，而今之從事學校者，又往往以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冠裳為畢乃事也，是豈張子著書衛道垂教後世與余所以期望郡人士之本心哉！”爰書之以告讀夫子之書者。
時在同治九年，歲次庚午仲秋之吉，賜進士出身知鳳翔府事後學李慎謹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