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學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漢書》。自馬融伏東閣受讀後，六朝、隋、唐傳業最盛。二千年來，學者披藝受學，即便誦習，先入人心，積習生常，于是無復置疑者，古學所以堅牢不可破也。余讀《史記河間獻王、魯共王世家》，怪其絕無獻王得書、共王壞壁事，與《漢書》絕殊。竊駭此關六藝大典，若誠有之，史公何得不敘？及讀《儒林傳》，又無《毛詩》《周官》《左傳》，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詩古微》、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反復證勘，乃大悟劉歆之作偽。而卒無以解《漢書》也，以為班固校書，本從古學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雜記》，謂︰「《漢書》本劉歆作，班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亦謂劉歆續《太史公書》，即作《漢書》也。蓋葛洪去漢不遠，猶見《漢書》舊本，乃知《漢書》實出于歆，故皆為古學之偽說，听其顛倒杜撰，無之不可。其第一事，則偽造河間得書、共王壞壁也。後人日讀古文偽經及《漢書》，重規疊矩，掩蔽無跡。故千載邈邈，群盲同暗室，眾口爭晝日，實無見者，豈不哀哉！重之曰︰歆造偽經，密致而工；寫以古文體隆隆，托之河間及魯共。兼力造《漢書》，一手掩群蒙。金絲發變怪，百代爭訌 。校以《太史公》，質實絕不同。奸破覆露，霾開日中。發得巢穴，具告童蒙。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至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余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共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
《史記河間獻王世家》雲「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二十六年卒。」《漢書》本傳同今按︰景帝立十六年，自前二年下數二十六年，為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書》訖于天漢三年，上數至元光五年獻王之卒，凡三十三年，則太史公遠在河間之後也。
《太史公自序》稱「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天下凡有佚書出者，史遷莫不見之。故《自序》雲「 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自序》又曰「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則山東諸儒之學，蓋皆詳訪而熟講之矣。
今考《史記河間獻王世家》，但雲「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十九字，下即敘卒。若如《漢書》所敘，獻王得書等于漢朝，史遷好學，不應絕不一敘。至于得《周官》、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尤為藝林殊功重事，何以史遷于《獻王世家》絕不一敘？而總括六藝作《儒林傳》，遍詳諸經，于《詩》則魯、齊、韓，于《禮》則唯有高堂生《士禮》，于《春秋》則公羊、谷梁，未嘗知天下有所謂《毛氏詩》《周官》《左氏春秋》者，何哉？若謂河間雖得古文先秦舊書，而史遷不獲見之，則史遷少講業齊、魯之都，《毛氏詩》《左氏春秋》既立博士，山東諸儒從之游者必皆熟聞。遷生後三十余年，親與山東諸儒講業，豈有六藝大業不獲一聞其名者？又身為太史，百年之間，《詩》《書》間出，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毛詩》《左氏春秋》，河間既立博士，彰明顯徹，自必集于太史公，何以不獲一見？且左氏之書，則雲「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司馬遷傳贊》敘其作《史記》所援據之書，亦曰據《左氏國語》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皆為敘事之書。可知左氏之書，分國為體，並非編年而為《春秋》作傳。故《儒林傳》敘《春秋》之學，有《公羊》《谷梁》而無《左氏》，以其紀事而不釋經，與《春秋》絕不干預。《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為《世家》《列傳》多據《左氏》，其熟精《左氏》至矣。使《左氏》有經文釋義，史遷博達，宜扶微學，何昧昧焉誣其為《國語》，置之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同列，而黜之于《公羊》《谷梁》之外哉？其事至明，淺學者一加詳考，未有不失笑其紕漏嗤黠者也。
歆陰竄易左氏《國語》為編年而以為《春秋傳》，偽為《周官》以改《禮》學，又偽《毛氏詩》以證之。以傳記引《逸書》數十篇，易于偽托，先為古文《書》，于是以所偽作書皆號為古文。至《易》所傳，尤彰彰無可下手，則為《費氏易》以為古文以影射之。左氏突出公、谷之外，恐人不信，又偽鄒氏、夾氏俱為傳，以映帶遺書之多焉。既挾校書之權，作為《七略》，肆其竄附矣，猶恐無可征信，于是緝《爾雅》、作《漢書》，以一天下之耳目。見《史記河間獻王世家》有「好儒學」三字，以為藩王之力能購書也，于是將生平偽撰之書一舉而附于《河間傳》中，以證成其真而陰滅其跡。故史遷僅言獻王「好儒學」，歆即雲「修學好古」，以其偽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于欺也，則雲「實事求是」矣。國朝經學家動引河間之「實事求是」，而不知為歆謾語也于是首敘金帛之招善書，次敘四方道術、先祖舊書之多奏，三敘其得書之等于漢，蓋漢秘府本無其書，必雲河間等于漢，乃可立也四敘淮南好書，以影射而實其事。鄭重重復，敘之又敘，而後乃雲「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于是直以其偽著之《周官》《毛氏詩》《左氏春秋》為曾立博士，而以《儒林傳》應之。于是證佐分明，無可搖動，而偽書行，豐 數千年，人人皆在其 中而莫能窺之矣。
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按︰《史記魯共王世家》無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事。史遷好學，又為太史，天下遺文古事畢集，不應共王得古文經傳而不知其事、不見其書。正與《獻王傳》同，皆歆之偽竄者也。本傳但雲「得古文經傳」，不著何經。《藝文志》稱「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則共王與獻王同得《尚書》《禮記》。然即使獻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數十年，則獻王之《古文尚書》應大行，何以山東諸儒未嘗有之，俟共王得書後，而孔安國乃傳之哉？其自相矛盾，作偽日勞，抑可概見。且按以共王本傳，二十八年而薨，為元光六年，正在武帝初年，下距巫蠱事將四十年，不知安國何以久不獻也？其誣妄支離，不待辨矣！
據《藝文志》《劉歆傳》《河間獻王傳》，《古文書》《禮》《禮記》，共王與獻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異同，豈殘缺之余，諸本雜出，而篇章文字不謀而合？豈有此理！其為虛誕，即此已可斷。然《藝文志》又言「《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依劉敞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禮》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與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謀而同，絕無殊異。焚余之書，數本雜出，而整齊畫一如是，雖欺童蒙，其誰信之！而欺紿數千年，無一人發其覆者，亦可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