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強大矣。乃托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跡，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雲︰“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行色奔、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鐘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傷毀發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于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秀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發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