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敝為山陽太守，遼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閑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于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群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于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听群盜自相糾纏，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听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