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日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王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 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甚、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逮、何休、上肅、王粥、杜預、範寧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胃。自今有事于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苟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把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 ，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 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拭、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于國冑”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于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未流論性談天之學，于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棒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範寧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