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庭，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以往，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會。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並自稱門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雲︰“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跡，大父則雲‘上覆伯恭兄’，成公則雲‘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于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其朋黨之禍亦不減于唐時矣。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唐崔佑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于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于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漢書。樊 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于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舍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夫參佐之于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只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于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抵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為司空王瓊所舉。班詔勸耕，道于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做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苟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若此類者非一，然苟皆通儒，于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由乎顯閥，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為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人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克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