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甦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大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舊唐書。姚躊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 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 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