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余條，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為得于既悟之余，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于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于《集注或問八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雲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
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于朱子之說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于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未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為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余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為祟于其間，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執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余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以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雲，釋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于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于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于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于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臼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陳建作《學 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方《對江右六君子策》乃雲‘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並于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于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于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于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雲，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亙公謂其愚弄朝廷，甚于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
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昔範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甦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于焚書坑儒，皆出于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甦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于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于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于後賢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