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于其傳末每雲︰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傳宜矣。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皋傳》雲︰“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 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 余、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雲︰“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