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雲︰“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並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天後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采而誤。《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後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後張氏”。曰“追廢”，則張後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 、 寧節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雲︰“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食束、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 、郭行余。”而獨于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人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為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後傳》︰“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後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听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于本傳及《韋稻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兩見于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
《楊場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貼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晨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為短，今以六尺為長，于他書未見。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歧靈岳，同謀殺⑷，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靈岳，與海賓、明禮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⑷。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雲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雲四鎮節度使“夫蒙靈 ”，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雲︰安西節度使“馬靈 ”，《劉全諒傳》則雲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 ”。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為“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雲安西節度使“夫蒙靈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雲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雲“召總還”，馬總也。又雲“會總卒”，劉總也。又雲“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于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當雲“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雲“會劉總卒”，于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 傳》附柳泌事雲︰“泌系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雲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雲︰“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曹確傳》︰“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舊唐書。鄭啟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雲︰”鄭啟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啟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晉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啟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嘆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範寧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缺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于書。徐賢妃《諫大宗疏》，狄仁杰《諫武後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為無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