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擴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撿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杰，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 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于儲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矢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雲︰‘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于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屈服焉。
《舊唐書鄭惟忠傳》︰“中宗即位，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其俗習，且《吳都賦》雲︰‘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那？’遂寢。”
元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諭諸路，禁民間私藏軍器。
四年二月，詔私造軍器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七月戊戌，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邊城軍器之禁。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
煬帝大業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鉤、鑽刃之類，皆禁絕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丁亥，詔內外諸軍，除木槍、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軍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人持鐵尺、手撾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贛、河南、廣東、福建以禁兵弓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三十年二月，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嚴漢人執弓矢、兵杖。
仁宗皇慶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漢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夾弩鎧，徙西海。
楊氏據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台主薄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金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漢人夾兵器，詔勿禁。
元順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彈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而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麗人執持軍器之禁，仍令乘馬。戊子，漢人鎮遏生蕃處亦開軍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匠俱論死；其知情者亦連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