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于天下。【楊氏曰】時有翟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故範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原注】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 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余。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閻氏曰】按晉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為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清淡之風一盛于王何，再盛于嵇阮，三盛于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于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嘆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原注】宋袁淑吊古文，伯喈炫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