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末，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鑒，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識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溫公通鑒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雲，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為無理。【楊氏曰】史家已雲尊帝為太上皇矣，豈有以太上皇而紀年號者乎？近于言之不順，故必冠以義寧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于煬帝紀書十三年，于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三年九月，禮官範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覆奏宜命史局于高廟實錄終，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號，輯為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跡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成祖初，嘗有旨稱建文為少帝，故禮官雲然。萬歷十六年，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事。聖安紀事雲，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謚曰興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謚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廟號代宗，蓋從禮臣顧錫疇所擬。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為嫌。【沈氏曰】禮未逾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而崩，猶在萬歷四十八年，熹宗既即位，明歲當改為天啟之元年，登極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紀年廢矣。于是用廷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午，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分注，還以初號為主，如萬歷四十八年下注雲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又曰】神宗實錄，萬歷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創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發祥，固當列高廟紀首。而獻皇帝廟貌雖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議列傳則貴賤並列，美惡皆書，不得序達官而遺卑秩，褒高賢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為迎立，是非刺謬，亟當改正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