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曰︰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為之校讎。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為貶駁之辭。蓋樵為通史，而固則斷代為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為校讎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為《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 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制，不能無所疏漏，亦其勢也。今為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讎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 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