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于艱深隱奧，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于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于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于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歷有所不能計，精于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方，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有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于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于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于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
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于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已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窈螅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于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雲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于《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雲乎？程子之雲，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