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經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故唐宋以後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後之說，又不如漢初之人說，至于說出春秋以前，以經證經，尤為顛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案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義，魯最為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為正義，孰為旁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雲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人所為賦碩人，許穆夫人賦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說，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為後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諏誤執國語為說，皆未免于高叟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為作詩之義，孰為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典，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為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了然于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為正義，為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出，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燔書之後，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韓嬰為初祖，而三家傳自河入，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況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于世，存于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為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為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既亡，其僅存于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于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尤難分明，即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況在後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