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雲，秦世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雲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後漢書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據，疑涉魏高堂隆而誤，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時人，或在高堂之後，漢初立博士，禮主後倉見漢藝文志論，志雲，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蓋三家分立，而後氏不立，猶書分立歐陽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台後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于曲台，後倉為記，故名曰曲台記今九篇皆不傳，志又列議奏三十八篇，原注雲，石渠，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即漢志之議奏，中列蕭望之韋元成聞入通漢尹更始劉更生諸人，而題戴聖撰者，蓋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見于詩禮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余條，大戴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今略見于禮記鄭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余條，玉函山房皆有輯本，二戴之學，猶可考見，漢禮經通行，有師授而無注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于禮學最粗，而有功于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興鄭眾賈逵之解詁，馬融之傳，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尚易為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為更難矣，大小戴記亦無注釋，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為基難者，向微鄭君之注，則小戴傳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鄭君著書百余萬言，精力實不可及，傳雲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錫瑞案鄭注書箋詩，間有過繁之處，而注禮文簡義明，實不見其過繁，即如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于經，又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 ，注雲，惠子廢 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雲，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子位，注雲，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退，扶 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 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雲，所譏行，此一節記文，若無鄭君之注，讀者必不解所謂，鄭注止數十字，而連用五譏字，使當時情事，歷歷如繪，其文法如此簡妙，豈後人所能及哉，月令明堂位雜記疏皆雲，禮是鄭學，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惟馬融注周禮禮喪服經傳，隋唐志皆著錄而無禮記，東漢會要載有融禮記注，玉函山房輯本，得十六條，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隋唐志皆著錄，東漢會要作禮記解詁，玉函山房輯本一卷，孔疏雲，鄭附盧植之本而為之注，鄭禮記注，或亦有本于盧馬者，而注中未嘗質言之，如周禮稱引杜鄭，則亦未見其必有所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