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非雜出漢儒，陳氏之辨晰矣，而王制為今文大宗，與周禮為古文大宗，兩相對峙，朱子曰，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已以兩書對舉，一是周時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後人于周禮尊之太過，以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過，以為漢博士作，于是兩漢今古文家法大亂，此在東漢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鄭君 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答臨碩曰，孟子在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共後，推鄭君意，似以王制為孟子之徒所作，以開卷說班爵祿，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舉數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解詁雲，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雲，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義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稱從子，鄭意合伯子男為一，皆稱伯也，鄭何說雖稍異，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傳，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 ，冬曰狩， 梁傳則春曰田，夏曰苗，秋曰 ，冬曰狩，何休廢疾引運斗樞曰，夏不田， 梁在夏田，于義為短，鄭釋之雲，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 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據鄭說則三時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國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立學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皆以殷制改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特鄭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見其與周禮不合，而疑為夏殷禮，孔疏申鄭，雖極詳晰，亦未能釋此疑，同異紛紜，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題下疏曰，案鄭目錄雲，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生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于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雲，有正听之，鄭雲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雲，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雲，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錫瑞案盧氏說近人已 正，孔與鄭說並引而不能辨，以正為秦漢官制，亦未必然，正長義同，尚書ゃ命序已有周太僕正，周禮有宮正，左氏傳有隨正鄉正校正工正，又雲師不陵正，注雲，正軍將命卿，安知古刑官無正，周尺之語，或出周秦之間耳，治經者當先看禮記注疏，禮記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糾纏周禮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說解經，則經義了然矣，王制一書，體大物博，非漢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門無疑，近人俞樾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 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為素王之制，發前人所未發，雖無漢儒明文可據，證以公羊 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聖門學者原本聖人之說，定為一代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與春秋說頗相同，而于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為素王改制禮與春秋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之患，治經者能得此要訣，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據鄭君說，出在赧王之後，周官據何劭公說，亦出戰國之時，是其出書先後略同，而為說不同，皆由聖門各據所聞，著為成書，以待後世之施行者，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學者誠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去，制謂王者制度，又雲，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則孔穎達已知王制名篇之義，特未知為素王之制，故仍說為夏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