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劉氏受惑之處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紀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又案晉自魯閔公以前，未通于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于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于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他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又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于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辭，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錫瑞案劉氏據左傳而疑經，謂經全因舊史，已是大惑，又據竹書而疑經，謂經何以不改舊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實始于杜預，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論汲冢書雲，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後，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胡渭曰，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明系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仿經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案胡氏此說足解杜氏之惑，即足解劉氏之惑，春秋傳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為魏文侯師，魏人必有從之受春秋者，紀年作于魏哀王時，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書法明是仿春秋，杜氏乃疑古史書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仿此等書為之，而益堅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思著書年代先後，具有明徵，但有後人襲前人，未有前人襲後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紀年，在百年後，猶之史記在漢書前，三國志在後漢書前，若有謂史公襲班書，陳壽襲範書，人未有不啞然笑者，杜氏之惑，何異于是，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經于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劉惠卿名貺，著書雲，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于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 ，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為之也，劉之此論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改為紀子帛，傳釋雲，魯故也，以為是紀大夫裂 之字，緣為魯結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國褒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是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聖，春秋作段，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所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案劉貺陸淳皆唐人，曾見紀年全書，其說可憑，陸年輩後于劉知幾，其說正可 劉，以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為夫子褒貶之特筆，遠勝劉說以為出瑣語晉春秋矣，陸通經學，劉不通經，故優劣判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