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書必有關系，有用處，然後人人尊信誦經，若無關系，無用處，雖間存于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誦習者鮮矣，漢人之尊春秋，在易詩書之上，一則以為諸經，止是孔子贊修，不如春秋為孔子手作，二則孔子贊修諸經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義，顯然可見，三則諸經雖為後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之顯，故為漢定道，多專屬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決時事，是漢人以春秋為有關系，有用處，人人尊信誦習，由專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傳出而一變，左氏自成一家之書，亦未嘗與公羊抵牾，而偏護古文者，務張大其說，以 異今文，自劉歆韓歆欲以左氏立學，為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對愈甚，賈逵已將臆造之說，為左氏之說，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猶采公 ，至杜預出，乃盡棄二傳，專執韓宣周禮在魯一語，以左氏傳五十凡例，盡屬周公，孔子止是鈔錄成文，並非褒貶筆削，又安得有微言大義，與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預所說，春秋一經，全無關系，亦無用處，由于力反先儒之說，不信漢儒之論，不顧孟子之文，以致聖人所作之經，沈廢擱棄，良可浩歡，啖助在唐時，已雲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跡，玩其文采，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蓋左氏傳本是史籍，並無春秋微旨在內，止有事實文采可玩，自漢以後，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辭，不重經術，故左氏傳專行于世，春秋經義，委之榛蕪，啖趙陸始兼采三傳，不專主左氏，推明孔子褒貶之例，不以凡例屬周公，雖未能上窺微言，而視杜預孔穎達，以春秋為錄成文而無關系者，所見固已卓矣，宋儒通學啖趙遺風，至程子出，乃于孔子作春秋為後王立法之意，有所窺見，其春秋傳自序曰，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于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後，論春秋者鮮知此義，惜其傳作于晚年，略舉大義，襄昭以後尤略書，止二卷，胡安國師程子，其作傳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說為據，本晁陳二氏之說，其序曰，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 ，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錫瑞案胡氏以 典庸禮命德討罪，為天子之事，又雲仲尼以為己任，足以發明春秋素王之義，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尤足證明春秋借事明義之旨，假魯史以寓王法，即 王于魯也，撥亂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傳不能篤守公羊，故雖窺見微言，未盡原本古義，間涉穿鑿，不愜人心，而視前儒以春秋為 空言而無用處者，其見為更卓矣，近漢學家不取通學，啖趙陸胡皆致不滿，竊謂諸家雖非專門，然猶知春秋有關系，有用處故其所著之書，體例雖雜，猶于春秋有關系，有用處，若專主左氏者，專執杜孔之說，並不知春秋有關系，有用處，則其所Ａ１５之書，考證雖詳，亦于春秋無關系，無用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