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敞曰，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掩惡揚善，義存君親，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之準，非也，傳所雲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舊史，有所不書之意也，非當時史官以諱為禮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曹 之言，以為御孫，誤，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為之臣子，率意為君父諱，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親，如此，國史為無有實事，皆虛美也，謂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修之則為經，經出于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為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產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石必待揀擇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石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春類矣，錫瑞案劉氏分別經史，義極精確，即以左氏傳義， 杜預經出舊史之非，尤足以關其口，春秋是為萬世作經，為後人立法，聖人待筆，空前絕後，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書，前古未見，本張橫渠說，則不得謂前有所承，後莫能繼，則不得雲後人可續，乃後之讀經者，既不知聖人所作是經，而誤以史法繩之，于是經義亂，如劉知幾惑經申左之類。後之修史者，又不知非聖人不能作經，而誤以史書擬之，于是史法亦亂，如沈既濟之類，司馬遷班固，世稱良史，所著史記漢書，多得春秋之義，然其書不敢學一字褒貶，只是據事直書，揚雄準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而不敢擬春秋，王通始擬春秋作元經，論者以為宋阮逸偽作，蓋隋以前猶知古義，唐宋以下，議論始繁，唐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甫範祖禹用其說，以春秋公在乾侯為比，程迥 之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鑒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 是矣，而未盡也，敬王與王子朝，雖有東王西王之稱，士伯問介眾而辭王子朝，則當時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鄭，諸侯推戴，更無異說，是春秋書天王據實直書也，昭公出奔在外，魯國未別立君，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士鞅以為季孫事君如在國，齊晉諸國亦皆以君禮待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是春秋書公，亦據實直書也，若唐中宗已廢為廬陵王，武後自稱則天皇帝，今書廬陵王曰帝，則唐有兩帝矣，若奪則天之帝以與廬陵，則不據實直書，而變亂當時之事實，雖聖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晉地，故書在，與公在楚同義，房陵唐地，不當引以為比，唐鑒書帝在東宮，尤不可通，非止劉知幾貌同心異之誚，錢大昕已辨之，歐陽修五代史朱子綱目，亦有此失，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錢大昕亦已辨之，王鳴盛論五代史曰，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 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筆，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引薛應 宋元通鑒義例雲，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為夫子之褒貶，于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又論孫甫唐史論斷雲，觀其自序欲效春秋書法，以褒貶予奪示勸戒，幸其書亡若存，徒汨亂學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敘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奪，讀史者宜詳考其事實，不必憑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聖人筆削，此一時習氣，王氏此說，切中作史者妄擬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經不是史，經非可僭擬者也。黃澤曰，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經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