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書本旨，專論句讀；而句讀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讀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從其類，類別而後進論夫句讀焉。夫字類與句讀，古書中無論及者，故字類與字在句讀所居先後之處，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語曰︰‘必也正名乎。’是書所論者三︰首正名，次字類，次句讀。
古經籍歷數千年傳誦至今，其字句渾然，初無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書迭見者，有他書互見者，大量宜博引旁證，互相比擬，因其當然以進求其所同所異之所以然，而後著為典則，義訓昭然。但其間不無得失，所望後之同志，匡其不逮，俾臻美備。
此書在泰西名為葛郎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雲學文之程序也。各國皆有本國之葛郎瑪，大皆相似，所異者音韻與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學切音，而後授以葛郎瑪，凡字之分類與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無不文從字順，而後進學格致數度，旁及輿圖史乘，綽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在成矣。此書系仿葛郎瑪而作，後先次序，皆有定程。觀是書者，稍一凌一，必至無從領悟。如能自始至終，循序漸進，將逐條詳加體味，不惟執筆學中國古文詞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學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視自來西文者，蓋事半功倍矣。
構文之道，不外虛實兩字，實字其體骨，虛字其神情也。而經傳中實字易訓，虛字難釋。顏氏家訓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獨一爾雅說文二書，解說經傳之詞氣，最為近似，然亦時有結一為病者。至以虛實之字措諸句讀間，凡操筆為文者，皆知其當然盎其當然之所以然，雖經師通儒亦有所不知。間嘗謂孟子‘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兩句中「之」「其」兩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論語‘須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兩句之法相似，何為「之」「焉」二字變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兩句之法亦要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變？凡此之類，會以叩攻小學者，則皆知其如是，不卒不知其所以如是。是書為之曲證分解，辨析毫厘，務令壹者知所曲別而後施之于文，各得其當。若未得其真解，必將窮年累月伊吾不輟，執筆之下，猶且一耳謀，與口謀，方能一其取舍。勞逸難易，迥殊霄壤。
此書為古今來特創之書。凡事屬創見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確有憑證而後能見信于人。為文之道，古人遠勝今人，則時運升降為之也。古文之運有三變焉︰春秋之世，文運以神；論語之神淡，一辭之神化，左傳之神一，一弓之神疏，莊周之神逸。周秦以後，文運以氣；國語之氣樸，國策之氣勁，史記之氣 ，漢書之氣凝，而孟子則獨得浩然之氣。下此則韓愈氏之文，較諸以上之運神運氣者，愈為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為憑證者，至韓愈氏而止；先乎韓文而非以上所數者，如公羊谷梁荀子管子，亦間取焉。惟排偶聲律者，等之‘自鄶以下’耳。凡所引書，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書中正文，只敘義例，不參引書句，則大旨易明。正文內各句有須引書為證者，則從十三經注疏體，皆低一格寫，示與正文有別。
引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與公羊谷梁，只舉論、孟、學、庸、公、谷一字以冠引書之首。國語國策只舉語策之國名冠之。公谷之後綴以某年；引左氏則不稱左，單標公名與其年；莊子只稱篇名；史記只稱「某某本紀」「某某世家、列傳」，八書亦如之；前漢只稱「某帝」「某傳」「某志」；若引他史必稱史名，如後漢、三國、晉書之類；韓文單舉篇名，且刪其可省者。
諸所引書，實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證為法。其工如法者，則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詞經史百家，姚姬傳氏之所類篡，會文正之所雜鈔，旁至詩賦詞曲，下至八股時文，蓋無有能外其法者。凡引書句，易與上下文牽合誤讀。今于所引書句，俱用小字（居中）印；于所引書名篇名之旁以線志之，以示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