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论著之属二 本论(欧阳修)

类别:集部 作者:曾国藩 书名:经史百家杂钞

    【 原文】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

    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乘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昔尧、舜、三代之为政,设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计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胜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敛以什一,差其征赋,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尽于南亩,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惧其劳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为制牲牢、酒醴以养其体,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时而教之以礼。故因其田猎而为狩之礼,因其嫁娶而为婚姻之礼,因其死葬而为丧祭之礼,因其饮食群聚而为乡射之礼。非徒以防其乱,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长幼,凡人之大伦也。故凡养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为之制。饰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顺其情性而节焉,所以防之使其不过也。然犹惧其未也,又为立学以讲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乡党,莫不有学,择民之聪明者而习焉,使相告语而诱劝其愚惰。呜呼!何其备也!盖尧、舜、三代之为政如此,其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渐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亩,则从事于礼乐之际;不在其家,则在乎庠序之间。耳闻目见,无非仁义,乐而趣之,不知其倦,终身不见异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虽有佛无由而入者,谓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后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为治之具不备,防民之渐不周,佛于此时乘间而出。千有余岁之间,佛之来者日益众,吾之所为者日益坏。井田最先废,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后所谓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尽废,然后民之奸者有暇而为他,其良者泯然不见礼义之及己。夫奸民有余力,则思为邪僻;良民不见礼义,则莫知所趣。佛于此时乘其隙,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驱之,曰:“佛是真可归依者。”然则吾民何疑而不归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将有说以排之。”夫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

    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彼诚壮佼,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然而闻有道佛者,则义形于色,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绝之者,何也?彼无他焉,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

    【 译文】

    佛法为患中国已经千余年了,世间有卓越见识而且立场坚定的人,无不打算摒弃它。然而,它已被摒弃却又重新集结成一大势力,暂被攻破而日后却又要更加坚固起来,犹如扑不灭的火焰,愈烧愈旺,以至于人们都对此无可奈何。佛法的确是摒弃不掉的吗?其实是没弄清楚摒弃它的途径。医生面对疾病,须首先推测这种疾病是从何而起,从而治疗其受疾病侵害的部位。病之舫以侵入人体,是乘人自身气虚之时而入的。因此,善于治病的医生并不着力攻击当前的疾患,而是要培养病者的元气。病者的气坚实了,疾病则会去除,这是自然的。所以,要拯救普天之下的病人,也同样应当推测他们的病患究竟是从何而来,然后再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疗。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远离中国,但出现却已很久远了。尧、舜、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被普天之下的人们视为行为准则。当此之时,虽有佛教却没有传入中国的机会。待到三代衰亡,行仁义的“王政”不存在了,礼义被废弃,所以此后二百余年,佛教传到了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一种祸患,正是乘我们自己有网失、废弛的机会而来的,这才是我们大受其害的根本原因。补救网失,修复废弛,做到王政修明,礼义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虽然世上有佛法,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却无从施展其伎俩,这同样是自然的道理。

    从前尧、舜、三代统治之时,制定井田之法,凡天下之人皆登记在国家的册籍之上,然后按人口授给田地。凡是有力胜任耕作者,则都有供其耕作之田。国家征收什一之税,并摊派其他赋役,以此督促那些怠惰者,使普天之下的人民,有力量都用在土地上,而无暇顾及其他,不过又担心这些劳动者因劳累而生怠惰,并因而走上邪路,子是又让他们畜养牲畜、造酒,用以养护身体,以音乐及祭祀礼仪满足他们耳目之所好。在农闲休养体力之时,教他们习礼。于是,因为他们有田猎活动,就为他们制定了芜狩之礼;因其有男婚女嫁之事就为之制定了婚姻之礼,因其有死有葬就为之制定了丧祭之礼,因其饮食及一起聚会等活动,就为之制定了乡射之礼。这些礼俗,不仅是要防止人民胡作非为,同时对他们还起到教育作用,使大家懂得尊卑长幼是一切人都应遵从的最高的伦理。因此,凡属养生送死的活动,都根据大家的愿望加以规定,以各种办法加以修饰、装点,目的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好感,从而都来这样做。既顺随其欲望同时又要加以节制,使其不得过分。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怕他们不按照礼的规定去做,于是又为他们立学校加以讲明。所以上自天子王都的郊区,下至乡党,无不设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学习,让他们互相教捞,并劝诱那些愚笨、怠惰之人。啊,这是何等周密:尧、舜、三代的统治就是这样的。他们为百姓所考虑的都非常精当,治理百姓的措施都非常完备,而对百姓所做的防范又非常周密,并尽可能地对百姓加以诱导。所实行的这一切都顺随百姓的天性,属于人工雕琢的则都恰到好处;以渐进的办法实行教化,因此得以在人民中深深扎根。百姓在有生之年,不是在田野上劳作,就是从事礼乐活动。不呆在家里,就是在学校中。大家耳闻目睹都是仁义。人们都乐于照此去做,不知疲倦。既然终身不会见到非礼之事,又哪有闲暇去羡慕域外的事物呢?所以说,当时虽然有佛却没有机会传入,正是因为有上述这一切。

    等到周朝衰亡,秦统一天下之后,将三代之法尽行去除,于是推行“王道”的过程中断了。后来得天下者又不知努力,统治的措施不完备,对百姓所做的防范也不够周密,佛正是在这时有可乘之机才出现的。在千余年之间,佛教的影响日益增加,我们自己传统的设施却越来越遭到破坏。最先被废弃的是井田之制,于是兼并土地及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不良风气都发展了起来。紧接着,所谓莞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是对人民进行教导的设施也相继被废弃。于是,百姓中的不良分子有闲暇去做其他坏事,而那些守法的良民则全然感受不到礼义与自己有何相干。奸民有余力,就要走邪路;良民见不到礼义则不知自己应当往哪里走。佛教在此时乘机而入,鼓吹貌似雄辩而实则荒诞的学说,牵着人们跟他们走,于是人民不得不归依佛教,何况王公大人们又往往加以提倡并驱使人民,他们说:“佛确实是值得归依的”,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百姓还会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佛教呢?幸而有一坚定而清醒的人,他气愤地说:“佛是干什么的?我将要拿起武器驱赶它。”他又说:“我将要著书立说排除佛教。”不过,千年的祸患,影响遍及全天下,岂是一人一日的力量可以排除的吗?

    人民对佛教沉醉、执迷,己经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绝非以口舌就能战而胜之的。然而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回答是:不如修复根本而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一同出来扰乱人们的思想,孟子对此很忧虑,于是就专讲仁义。仁义之说取胜,则杨、墨之学说自然就被废弃了。汉代,百家学说一同复兴,董仲舒对此也感到忧虑,他闭门研习孔子的学说。孔子的道理有了地位,百家的学说自然就无声无息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修其本而胜之”的作用。如今身长八尺的壮汉,被坚执锐,勇冠三军,然而见佛就下拜,听到佛家的谬说就心生畏惧而且仰慕不己,这是什么道理?这类人虽强壮有力,但心中茫然而缺乏坚定的准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看上去很软弱,似乎什么事也不敢干,然而一听到有人讲佛法就有正义感表现出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这种人有明白的学问而且熟悉礼义,心中有自己坚守的准则,故能胜过佛教。所以,礼义才是战胜佛教的根本。今天单独一个知礼义的普通人,尚能够不被佛法所屈服,那么,使天下人都知礼义,则必会战胜佛教。这是自然会出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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