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
佛法為中國患千余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並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余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並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奸民有余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遍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 譯文】
佛法為患中國已經千余年了，世間有卓越見識而且立場堅定的人，無不打算摒棄它。然而，它已被摒棄卻又重新集結成一大勢力，暫被攻破而日後卻又要更加堅固起來，猶如撲不滅的火焰，愈燒愈旺，以至于人們都對此無可奈何。佛法的確是摒棄不掉的嗎？其實是沒弄清楚摒棄它的途徑。醫生面對疾病，須首先推測這種疾病是從何而起，從而治療其受疾病侵害的部位。病之舫以侵入人體，是乘人自身氣虛之時而入的。因此，善于治病的醫生並不著力攻擊當前的疾患，而是要培養病者的元氣。病者的氣堅實了，疾病則會去除，這是自然的。所以，要拯救普天之下的病人，也同樣應當推測他們的病患究竟是從何而來，然後再進行有的放矢的治療。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它遠離中國，但出現卻已很久遠了。堯、舜、三代時期，王政修明，禮義被普天之下的人們視為行為準則。當此之時，雖有佛教卻沒有傳入中國的機會。待到三代衰亡，行仁義的“王政”不存在了，禮義被廢棄，所以此後二百余年，佛教傳到了中國。由此說來，佛之所以能成為我國的一種禍患，正是乘我們自己有網失、廢弛的機會而來的，這才是我們大受其害的根本原因。補救網失，修復廢弛，做到王政修明，禮義被人們普遍接受，那麼，雖然世上有佛法，在我們的人民中間卻無從施展其伎倆，這同樣是自然的道理。
從前堯、舜、三代統治之時，制定井田之法，凡天下之人皆登記在國家的冊籍之上，然後按人口授給田地。凡是有力勝任耕作者，則都有供其耕作之田。國家征收什一之稅，並攤派其他賦役，以此督促那些怠惰者，使普天之下的人民，有力量都用在土地上，而無暇顧及其他，不過又擔心這些勞動者因勞累而生怠惰，並因而走上邪路，子是又讓他們畜養牲畜、造酒，用以養護身體，以音樂及祭祀禮儀滿足他們耳目之所好。在農閑休養體力之時，教他們習禮。于是，因為他們有田獵活動，就為他們制定了蕪狩之禮；因其有男婚女嫁之事就為之制定了婚姻之禮，因其有死有葬就為之制定了喪祭之禮，因其飲食及一起聚會等活動，就為之制定了鄉射之禮。這些禮俗，不僅是要防止人民胡作非為，同時對他們還起到教育作用，使大家懂得尊卑長幼是一切人都應遵從的最高的倫理。因此，凡屬養生送死的活動，都根據大家的願望加以規定，以各種辦法加以修飾、裝點，目的是為了博得大家的好感，從而都來這樣做。既順隨其欲望同時又要加以節制，使其不得過分。然而盡管如此，還是怕他們不按照禮的規定去做，于是又為他們立學校加以講明。所以上自天子王都的郊區，下至鄉黨，無不設有學校。選擇百姓中聰明的人學習，讓他們互相教撈，並勸誘那些愚笨、怠惰之人。啊，這是何等周密︰堯、舜、三代的統治就是這樣的。他們為百姓所考慮的都非常精當，治理百姓的措施都非常完備，而對百姓所做的防範又非常周密，並盡可能地對百姓加以誘導。所實行的這一切都順隨百姓的天性，屬于人工雕琢的則都恰到好處；以漸進的辦法實行教化，因此得以在人民中深深扎根。百姓在有生之年，不是在田野上勞作，就是從事禮樂活動。不呆在家里，就是在學校中。大家耳聞目睹都是仁義。人們都樂于照此去做，不知疲倦。既然終身不會見到非禮之事，又哪有閑暇去羨慕域外的事物呢？所以說，當時雖然有佛卻沒有機會傳入，正是因為有上述這一切。
等到周朝衰亡，秦統一天下之後，將三代之法盡行去除，于是推行“王道”的過程中斷了。後來得天下者又不知努力，統治的措施不完備，對百姓所做的防範也不夠周密，佛正是在這時有可乘之機才出現的。在千余年之間，佛教的影響日益增加，我們自己傳統的設施卻越來越遭到破壞。最先被廢棄的是井田之制，于是兼並土地及游手好閑、不事生產的不良風氣都發展了起來。緊接著，所謂莞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是對人民進行教導的設施也相繼被廢棄。于是，百姓中的不良分子有閑暇去做其他壞事，而那些守法的良民則全然感受不到禮義與自己有何相干。奸民有余力，就要走邪路；良民見不到禮義則不知自己應當往哪里走。佛教在此時乘機而入，鼓吹貌似雄辯而實則荒誕的學說，牽著人們跟他們走，于是人民不得不歸依佛教，何況王公大人們又往往加以提倡並驅使人民，他們說︰“佛確實是值得歸依的”，在此情況下，我們的百姓還會有什麼疑慮而不歸依佛教呢？幸而有一堅定而清醒的人，他氣憤地說︰“佛是干什麼的？我將要拿起武器驅趕它。”他又說︰“我將要著書立說排除佛教。”不過，千年的禍患，影響遍及全天下，豈是一人一日的力量可以排除的嗎？
人民對佛教沉醉、執迷，己經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絕非以口舌就能戰而勝之的。然而究竟應當怎麼辦呢？回答是︰不如修復根本而戰勝它。從前戰國時期，楊朱、墨翟一同出來擾亂人們的思想，孟子對此很憂慮，于是就專講仁義。仁義之說取勝，則楊、墨之學說自然就被廢棄了。漢代，百家學說一同復興，董仲舒對此也感到憂慮，他閉門研習孔子的學說。孔子的道理有了地位，百家的學說自然就無聲無息了。這就是我所說的“修其本而勝之”的作用。如今身長八尺的壯漢，被堅執銳，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就下拜，听到佛家的謬說就心生畏懼而且仰慕不己，這是什麼道理？這類人雖強壯有力，但心中茫然而缺乏堅定的準則。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看上去很軟弱，似乎什麼事也不敢干，然而一听到有人講佛法就有正義感表現出來，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沒有其他原因，只是因為這種人有明白的學問而且熟悉禮義，心中有自己堅守的準則，故能勝過佛教。所以，禮義才是戰勝佛教的根本。今天單獨一個知禮義的普通人，尚能夠不被佛法所屈服，那麼，使天下人都知禮義，則必會戰勝佛教。這是自然會出現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