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御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譯文】
聖人之所以厭惡那異端、竭盡全力將它排除的原故，並不是異端它能攪亂天下，而是天下的禍亂由它引出來的。以前周朝衰落後，有老腆、莊周、列御寇這些人，不斷地散布虛無淡泊的言論，用以對付那些猖狂浮游的學說，紛紛紜紜顛倒是非，最後歸結到沒有。按照他們的理論，搖擺不定捉不住實質的東西，這樣就使人忘掉富貴的樂趣，而把死和生看作一樣。這是那些在天底下不得志的，脫離現實追求荒遠的人，能夠放心而沒有憂慮的理論。這雖然不是聖人的主張，而他們的用意，本來對天下沒有什麼害處。自老璐死後一百多年，有商鞍、韓非，著書論治理天下，認為沒有比像采用刑名方法更好的了。到秦國采用了它，終于引起陳勝、吳廣的判亂。教化不足而用刑罰過分，秦國因此滅亡，而天下受它的毒害。
後世的學者，只知道申不害、韓非學說的罪過，而不知道它是老腆、莊周的學說造成的。這是為什麼呢？仁義的思想，起源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的中間，而禮教法令刑罰政治的根源，產生于君臣上下相互顧忌之間。相互愛，就有不忍心之處；相互顧忌，就有不敢妄為的行動。不敢作與不忍心相結合，然後聖人主張就能夠保存在這中間。現在老腆、莊周們，論君臣父子之間的關系，就像水上的浮萍浮游在江湖上面而正好相遇到一起了。這樣就會造成父親不值得愛，而對國君不必有所顧忌。不顧忌他的國君，不愛他的父親，那仁就不能夠懷柔他，義也不能夠勸導他，禮樂不能夠感化他。這仁義禮樂四種手段對他都不起作用，卻打算使天下處于什麼也沒有的境地。那什麼也沒有了，難道真的能完全治理好天下嗎？商鞍、韓非從中尋找可以治天下的理論而得不到，卻得到他們那種輕視天下而用來整齊萬物的法術，由是敢于施行殘忍的手段而不猶豫。現在人們以為那不忍心殺人的行為並不完全就是仁，而仁也不能夠用來治理百姓。那就是殺人不能夠被稱為不仁，不仁也不能夠使天下亂起來。這樣，那整個天下就只有任我所為，刺面砍足殺頭，什麼行為不可做呢？
從前，孔夫子未曾有一天改變過他的主張，即使天下的小事物，他也沒有不有所敬畏的，現今申、韓之徒視天下渺小得好像不值得他們作什麼，這就是他們把殺人看得很輕的緣故吧？太史公司馬遷說︰“申不害自我勤勉，把他們的主張用在究明名與實的相符與否上；韓非用法規，切合事實，、辨明是非，他用法極其慘酷苛刻，缺少恩義，都是取原于老子《道德經》中的含意。’，我曾讀司馬遷的這段話而細想它，覺得事物本來就有不相謀議卻有相同感受的。莊子、老子之後，這個學說的禍患就表現在申不害、韓非的主張里。從三代的衰落到現在，凡是能夠攪亂聖人道義的，它對社會的危害本來已是很多的了，卻沒有知道它的源頭。怎麼人們不去追究它的根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