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公于仁宗三年，提點江東刑獄。使還報命，乃上書言事。此書雖謂公之政見宣言書可也，後世承學之士稍治國聞者，慮無不嘗誦公此書。今不避習見，更全錄之，略為疏解，備論古經世者省覽焉︰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縴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 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余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按）今世言政者，必曰法治國。夫國固未有舍法而能以為治者也，而中國儒者諱言之，惟以守祖宗成法自文。彼其所謂祖宗成法者何？襲前代之舊而已，前代又襲前代之舊而已，數千年來，一邱之貂，因陋就簡，每下愈況。其以政治家聞于後者，不過就現有之法，綜核名實而已。更上焉者，補苴罅漏而已。其一倡變法之議者，惟漢之董子，其言曰︰若琴瑟不調甚者，必改弦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似矣，夷考其條理，則僅在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服色之細故，必非有關于治道，甚易明也，故董子非真能變法之人。而漢武之志不及此，又無論也。自茲以往，則更未聞有人焉。能以制法之業毅然自任者也，蓋由以至誠惻怛之心憂國家者，既曠世不一見，即或有之，而識不足以及此。彼其于國家之性質，蓋未之知，曰國家者則君主而已，凡法度皆為君主而立也。夫使法度為君主而立，則以數千年霸者之所經驗，固已日趨完備矣，其不必改弦而更張之也亦宜。嗚呼，三代上勿具論，秦漢以後，其能知國家之性質，至誠惻怛以憂國家者，荊公一人而已。其憂之也既誠，痛心疾首，于國家之淹滯而不進化，國民之憔悴而不發達，反覆以求其故，若窮河源以達于星宿海。于是敢為一言以斷之曰︰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嗚呼，盡之矣。雖然，論者或以公之誦法先王也，則或疑之為保守家理想家而不達于今世之務者。顧公不雲乎，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以今世術語解之，則公之所謂先王，非具體的之先王，而抽象的之先王也。更質言之，則所謂先王之意者，政治上之大原理原則而已。夫公之變法，誠非欲以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者，而竟駭焉囂焉，則非公之罪矣。
雖然，以方今之世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按）法治固急矣，然行法者人也，制法者亦人也，故公既以法度為本原，又以人才為本原之本原，夫法治國固以大多數之人民為元氣者也。此公之意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 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于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按）是說也，近世曾文正公宗之而加引申焉，其言曰︰“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才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擇百人中之尤者而才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之上，皆與有責焉者也。”其言更博深切明矣。顧公之此論，獨以陶冶之責歸諸人主何也？非徒以其所與語者為人主而已，私人陶冶之範圍狹而人主則廣，私人陶冶之效力緩而人主則疾，故不居高明之位而勉其責雲者，不得已而思其次耳，慰情聊勝于無耳。若夫欲發揚一國之人才而挾之以趨，道固莫有捷于開明專制者，此俾斯麥所造于德國者如彼，而曾文正所造于中國者僅如此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于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于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鄉黨，必于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丑之賤，所須士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後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于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于一時，而顧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按）公所言教育之當興官吏之當久任等，稍知治體者蓋不能持異說，無俟發明。獨其論裁之以法，而引加小罪以大刑，則有疑其持申商之術操之過切者，則甚矣其間于政治之原理也。夫國家之對于人民，有命令服從之關系者也，其統治權至尊無上而不可抗者也，非惟專制國有然，即立憲國亦有然。夫苟不可行者則勿著為令已耳，既著為令而可以不行，則是瀆國家之神聖也。後此諸君子，以阻撓新法貶謫遷徙，而積怨發憤于荊公，曾亦思管子之治齊也。曰︰歹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荊公之所以失敗，正坐姑息，不能踐此書之言而已。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于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于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乃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諫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于官府，處農于畎畝，處商賈于肆，而處士于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百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學，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也。
（按）後之論者，或以八股取士濫觴荊公，而因以為罪，噫抑何其誣公之甚耶！夫公以謂養士必于學校，其言明白如此，其初政猶不廢制舉者，則學校未普及時，勢不得不然也。此于下方更論之。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于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禮樂祭禮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于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于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托于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 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按）此公所持國民皆兵之主義，今世東西諸國，罔不由此道以致強。而我中國自秦漢迄今二千年，前夫公者後夫公者，無一人能見及音者。而其導國民以尚武也，必在于學校，與今世學校之特重體育者，又何其相吻合耶。中國之賤兵久矣，而自宋以還，其賤彌甚，在募兵制度之下，而欲兵之不賤，是適燕而南其轅也。夫公所謂以天下重任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托于鄉里之人，而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者，今猶昔也。世無荊公，而一灑此痼在何日哉。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于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蠰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于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于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于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姚民鼐曰︰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當前後互易。荊公集見一南宋雕本極多舛錯，世亦無佳本正之。蓋世之議者一段補饒財之余意，陛下躬行一段補約以禮，裁以刑之余意，均當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結句之後，而為刊本舛誤，遂無覺其文勢之不順者。至然而世之議者上仍有脫字。）然而世之義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姚氏曰︰下有脫文。）。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按）孔子言重祿所以勸士，後世之論政者，蓋亦無不知此之為急。然有難者焉，其一則增吏祿足以傷經費之說也。公固已辨之矣。公之財政意見，此書未及，但其言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則斯學之原理，具于是矣。凡古今中外之國，無論何國，無論何代，其官俸不過居國家總歲出中百分之三四耳，苟理財得其道，則此百分之三四者，比例而增之，庸足為病？不得其道，則雖並此百分之三四者而裁之，而曾何足以甦司農之涸也。公所謂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誠知治之言也。尚有一說，則曰祿雖增猶不足以止貪，彼大張苞苴之門以紊官常者，非受薄祿者而受厚祿者也。此說也，證諸今日之軍機大臣督撫而信，證諸優差之局員而信，吾似無以為難也。雖然，使僅優其祿而無法度以督責于其後，則誠如論者所雲雲矣。故荊公于饒之以財之後，而復言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然使徒有法度以督責于其後，而廩之者不足以為贍，則法度亦虛文而已。夫有一良法美意于此，必有他之良法美意焉。與之相待而相維系，滅裂而不成體段，雖錦繡亦為天吳而已。夫以我國近數年來增一部分之吏祿，則匪惟足以傷經費，且長奔競而人心士習日趣于敝矣。然豈足以為前賢立言之病哉？
（又按）侈靡之戒，古有常訓。而近世之人，或見今之歐美，其奢彌甚，而其國與民彌富，則以為奢非惡德者有焉。嘻，甚矣其謬也！凡一國之經濟，必母財富然後其子財得以增殖。而奢也者，所以蝕其財而使不得為母者也。故奢也者，亡國之道也。今之歐美，以富而始奢，非以奢而致富。然既有如杜少陵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者，其大多數人之窮困，則奢焉者之而已。而社會問題遂為今日歐美之大患，其將來之決裂，未知所屆，今凡稍有識者，未嘗不惴惴也。而猶曰“奢不為病”何也？荊公之說，欲立法以懲奢，其事固不可行，然其意則固有當采者矣。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于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姚氏曰︰按治當作養。）
（按）官僚政治，其果足稱良政治乎？是非吾所敢言。然近世自士達因以治普魯士行之而大效，俾士麥踵之以推及于德意志而益效，各國始漸漸慕之。而我中國者，則二千年來舍官僚之外，無政治者也。而其敝既若此，豈官僚政治之絕對的不可任耶？士達因之治普也，所以訓練督責其官僚者，如將帥之訓練督責其校卒也。是故有整齊嚴肅之氣，而收使臂使指之效。夫整齊嚴肅者，官僚政治之特長也，而所以致之者必有道，荊公其知之矣。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于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當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于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腎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于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 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貴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于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于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于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于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按）科舉取士之制，荊公所絕對的排斥者也。讀此書而有以知其然矣。其變詩賦而用經義也，乃其一時之權法而非以為安也。其熙寧初乞改科條制札子雲︰“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學校，故道德一于上，而習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于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天下。”合此兩文讀之，公之意不已較然可見也耶？而後世動以八股之毒天下府罪于荊公，何其誣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不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所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為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縻，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按）此其言何其與今日官僚社會之情狀無銖黍之異耶！昔西人有讀馬可波羅之游記（馬氏意大利人，當元世祖時仕于中國。歐人之知中國自此記始。），見所繪羅盤針圖，謂此物自中國發明而歐人襲之，其式已視馬圖精百倍。彼創之之地，歷數百年，其改良當更不知何若。乃游中國適市而購一具，視之則與馬氏所圖曾無異毫發也。乃嗒然而退。吾觀今日之政治，而不能不有感于公之斯文。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涂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按）文之切直而沈痛，至此蔑以加矣！當舉國酣醉于太平之日，而乃為此無忌諱之言，雖賈生之痛哭流涕，何以過之？而惜乎仁宗之不寤也！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後止。于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己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己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是熟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饒幸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幸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幸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幸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幸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幸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按）讀此則夫公後此之執政，其見掎 于流俗也。公固計之夙矣，其百折而不悔，則公之能踐其言也。惜乎仁宗之不足以語于此也！夫以範文正之執政，所變革者不過二三節目而已。然猶以不見容于僥幸之人，僅三月而去其位。仁宗之優柔寡斷，蓋可知矣。而公則雖不听而反覆言之，豈所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耶！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字脫）于刀筆之閑，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 持 庖病７ ┌菹孿晁級 衿渲校 煜灤疑 br />
（按）此文為秦漢以後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漢賈生之陳政事疏而已。然賈生所言，大半皆為人主自保其宗廟社稷之計，其論國事民事者，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豈若公此書廓然大公，責天子以為國民忠僕，而正本清原，一一適于道者耶？李商隱詩曰︰公之斯文若元氣，此足以當之矣。先是範文正公應詔條陳十事，所援《易》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甚切。謂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上，民困于下，不可不更張以救之，此其所見，殆與公同。而盈廷已沸起而與之為難，仁宗莫能右也。夫豈獨仁宗之過而已，流俗狃于其所安，習非勝是，雖有雷霆萬鈞之力，往往莫得而奪矣。嘗讀公與司馬諫議書曰︰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尚。當時社會之心理，可以見矣。而獨于仁宗乎何尤？漢文之于賈生，宋仁之于荊公，蓋極相類。賈生不遇而以憂卒，荊公得神宗而事之，故彼僅以文章顯，而此能以事業著。然以荊公之遇神宗，而所成就者乃僅若是，則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自荊公見詬病于當時，數百年訖今而莫之白，而習于苟且，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者，為世之所稱尚，而中國遂千年如長夜，僅留此文為射策者諷籀搻帤蝖@ 剩 潁 br />
此書既不上省，至嘉興五年，復上陳時政疏雲︰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滅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于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共禍災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材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請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于大亂。伏維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于上，民貧于下，風俗日以簿，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徼幸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日︰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狼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采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听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此書亦本前書之意而反復陳說之，然其詞愈危，其志愈苦矣。蓋公實怵于當時累卵之勢，不能坐視，而以仁宗之猶足以為善，而冀其庶幾改之也。然仁宗亦既耄，更不能用，越二年而遂崩矣。
（考異四）邵伯溫聞見錄雲︰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置幾上，安石食盡之。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蔡氏上翔曰︰人臣侍君賞花釣魚，天威咫尺，朝士並列，一釣餌也。內侍既以金碟盛之，夫人皆知其為釣餌也，焉有誤食之王安石，而又為天子親見之者哉！夫以天子親見之，而必待明日為宰輔言之，豈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樂之，又何故隱忍不堪至此？且一釣餌也，安石既知其誤矣，必食之盡以行詐，其詐術安在？君亦必以食之盡而後知其詐，其說又安在？君既以此不樂于其臣，臣復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錄，薄仁廟尤甚，何邵氏造謗，一至此極！按蔡氏所駁，可謂如快刀斷亂麻。此等小節，本不足辨，所以錄之者，以荊公之純潔精白，而謗者以詐誣之，則雖有善言善行，皆抹殺于一詐字矣，天下尚有公論耶？
（考異五）當熙豐間，舉朝與荊公之新法為難，而從未有詆及荊公之人格者。其有之，則自世所傳甦洵之辨奸論始也。其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曰︰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曰︰日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興造作言語私立名字。曰︰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曰︰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惡，堅刁易牙開方是也。其言極丑詆，無所不至。近世李穆堂始證其偽，其書辨奸論後雲︰老泉嘉右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見，今行世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稱老泉能先見荊公之誤國。其文始見于邵氏聞見錄中。聞見錄編于紹興二年，至十七年，沈斐編老甦文集附錄二卷，有載張方平所為墓表，中及辨奸。又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通，專序辨奸事。竊意此三文皆贗作，以當時情事求之，參差不合。按墓表言嘉 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為幾于聖人。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游，而安石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而聞見錄敘辨奸緣起，與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當明言墓表雲雲，不當作自敘語氣。其暗合耶？不應詞句皆同。考荊公嘉 之初，未為時所用，黨友亦稀。嘉 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並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辭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誥，旋忤執政，遂以母憂去，終英宗之世召不赴，乃雲嘉興初黨友傾一時，誤亦甚矣。以荊公為聖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辭，在熙寧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聞也。（中略）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以為顏淵孟軻復出，則荊公本傳與荊公全集具存。並無此事。荊公執政之後，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沒，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見之荊公，則官卑跡遠，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謂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為之。荊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駟弗視，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復何所為而為奸？彼誠見夫宋之積弱，然不可以終日，而公卿大臣︰如處堂之燕雀，晏然自以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事，而又幸遭大有為之主，遂毅然相與立制度變風俗，排眾議而行之，凡以救國家之弊，圖萬世之安，非有絲毫自私自利之意。其術即未善，而心則可原，曾何奸之有哉！又雲︰余少時閱俗刻本老泉集，賞書其辨奸論後，力辯其非老泉作，覽者猶疑信參半，欲得宋本參考之，而購求多年，未之得也。蓋馬貴與經籍考列載甦明允嘉興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稱嘉興，書名既異，又多至二十余卷，意必有後人贗作，闌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張鏜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書名卷帙，並與經籍考同，而諸論中獨無所謂辨奸論者，乃益信為邵氏贗作，確然無疑。而又嘆其心勞日拙，蓋偽固未有不破者也。余按穆堂此文可謂溫渚然犀，物無遁形。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數萬言，其確證辨奸及墓表之偽，更足令人呼快。今以文繁不具引。夫明允非聖人，就令其賞為此文以詆荊公，亦何足為荊公病！然偽者自偽，不得以為真也。邵氏之流，以誣荊公者並誣明允，其鬼蜮之丑態，吾實無以測之，獨恨後之編史者，悉奉此等讕言以為實錄，而沈沈冤獄，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異六）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雲︰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按此文亦見邵氏聞錄，而朱子采之，其誕妄俚陋，不值識者一笑。康節即前知，而杜鵑豈前知哉？蓋緣當時小人儒疾荊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見之言以自重。此濂溪之三謁不見，老泉之辨奸，康節之聞杜鵑，所由來也。考宋史司馬光傳言神宗嘗問光︰近相陳升之外議雲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娼嫉，稍知大體者，當不能出諸口。其果溫公有此言，或謗者依托溫公，未之敢斷。然即此可見當時之小人儒，其南北門地之見甚重。荊公以南人驟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聞杜鵑之說所由來也。而此等謬種流傳，直至今日，變本加厲，以成省界，而妨及國家之統一，悲夫！
【譯文】
王安石在仁宗嘉 三年（公元1058年），提點江東刑獄，使臣催他回朝復命，于是上書言事。這封上書說是王安石的政見宣傳也可以。後世做學問稍稍了解治國理論的人，大概沒有不曾讀過這篇文章 的。這里不管這文章 是常見的，而全抄錄在這里，大略為它做了解釋，以供治理國家的人審閱。
微臣很不才，蒙受皇家的恩典到江南東路任職，現在又蒙恩召回朝中，授以職位，要用自己的努力報答陛下，也不考慮自己並不能勝任這個職務，就敢在自己的職責範圍之內，冒昧地談論天下大事，恭請陛下仔細考慮以後能從中選出可以執行的策略，就是我最大的幸運了。我私下里看到陛下有謙恭節儉的品德，有聰明睿智的才思，起早睡晚，一天也不松懈，聲色犬馬、游覽觀望、喜好玩物的事情，絲毫不會妨礙您治理國家，而愛惜百姓珍視萬物的心願，為天下人信服；又公開選拔出願意輔佐您治理天下的人才委以職權，不會因為奸邪弄巧大臣的讒言而心懷疑惑。即使古代賢明的二帝三王也不過如此而已。這樣一定能做到家給人足、天下安寧。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國內必須為江山社稷擔憂，國外時刻擔心外族入侵，國家的財力物力日益減少，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各地有志之士，心懷恐懼，常常擔心天下會長久不安定。這是什麼原因呢？弊病在于不知法度。現今朝廷法律嚴格條令完備，各方面都涉及了，而我卻認為沒有法度，為什麼這樣說呢？如今的法度，大多是與先王的政治制度不統一才出現類似的情況。孟子說︰“有仁義的心腸和仁義的名聲，而恩澤卻不能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就在于處理政務時沒有遵循先王的制度。”用孟子的觀點來審視現在的失誤，就正是這個原因。現今的時代距先王的時代很遙遠了，所遇到的變化和形勢不一樣，如果想完全遵循先王的體制，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這樣做是困難的。但是我所說的如今治理失誤的弊病在于沒有仿效先王的體制，是說要仿效先王治國的意旨而已。古代的二帝三王，距離現代已經一千多年了，當時治理得太平還是混亂，那麼興盛或衰敗的時代就出現了。他們遭遇的變化和形勢，也各不相同，施行的方針策略也都不相同，而他們治理天下國家的大意，本末先後，沒有什麼不同的。所以我說只是應該仿效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如果只是仿效意旨，那麼我所說的改革變易，就不至于駭人听聞，使得議論紛紛，這樣本來就合乎先王的體制了。
（按）現在談論政治的，必定要說以法治國， 國家沒有誰能不要法律而使國家大治的，而中國的儒者很避諱談這些，只以守祖宗的成法來自我標榜。他們所說的祖宗的成法是什麼呢？只是因襲前代的舊法而已，前代又襲前代的舊法罷了。數千年來，一丘之貉，因陋就簡，每況愈下，以政治家聞名于後世的，不過是在現有法的基礎上，匯總檢查一下它的名稱和實際而已。更好一些的，補上舊法中的缺漏罷了。唯一一個變法的倡議者，就是漢代的董仲舒。他說的“就像琴瑟的音調很不準確了，一定要把弦更換掉，才可以彈奏”。這話很相似。考察他的措施，僅不過是改變一下衣服的顏色。換季時衣服顏色的改變這些瑣事，並非與國家的治理有關，這是很明顯的。所以說董仲舒也並不是真能變法的人，而漢武帝的心志達不到這個高度，這里也就不再說了。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听說別的人將更改法令的大業作為自己的使命的。大概是因為能以誠實懇切的態度為國家擔憂的，多少代也見不到一個，即使有這樣的人，他們的學識也達不到這個高度。他們對國家的性質，大概還不知道，認為國家就是君主罷了，認為法度都是為君主而設立的。假如法度都是為君主而設立，則憑數千年稱霸者的經驗，本來就應該日益完備了，不必改弦更張也是合適的。唉！三代以上不再說了，秦代以後，能知道國家的性質，能以誠懇的態度為國家所憂慮的，只有王安石一個人而已。王安石憂國之情很深，他痛心疾首于國家的衰敗和停滯不前，國民的蒙昧和不能發達，反復尋求其中的原因，就如同找黃河的源頭而來到了星宿海一樣，于是敢以一言而推斷說︰國家的禍患在不知法度的緣故。唉！這就夠了！即使是這樣，評論者有的因為王安石提出取法先王，就懷疑他是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能通達當今的時務，王安石不是說了嗎︰“取法先王只是取法他們精神罷了。”用現代的術語來解釋，則王安石所說的“先王”，並不是具體的某個“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再說得明確些，所謂的“先王之意”，是指政治上的原理和原則而已。王安石的變法，並不是要使天下人驚駭，使天下人叫嚷，而結果卻使天下驚駭和叫嚷，這並不是王安石的罪過啊。
即使這樣，按當今的形勢來推斷，陛下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依形勢來看肯定不能做到。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愛惜百姓珍視萬物的心意，再能仿效先王的意旨，那麼做什麼不能做成，想得到什麼東西不能得到呢？但我卻認為陛下即使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根據形勢來看又肯定不能做到，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現在國家人才不足造成的。我私下里觀察天下任職的人員，沒有哪一個時代比現在更缺乏的了。缺乏人才擔任職務，那麼一定有人才埋沒在草野之中，沒有被當代的人士發現出來。我又到民間鄉里去搜求，也沒有見到很多人才。難道不是教育人才不得法才造成的這種局面嗎？所以我說現在在位人員中人才缺乏，通過我管轄範圍內的情況就可以推斷出來。現今一個路能管轄幾千里的地域，能夠推行朝廷法令，知道輕重緩急，一切措施都從役使百姓提高辦事效率出發的官員太少，而沒有才學苟且貪婪的人擔任官職的情況，竟達到了不可勝數的地步。那些能考慮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適應當代的變化的官員，大概一個郡里也找不出一個來。朝廷每一條政令下達，用意即使是好的，官員尚且不能推行，來造福于民，差吏更是借機生事，擾亂百姓。所以我說︰在職人員人才缺乏，而民間鄉里也沒有過多發現。所以我說，人才不足，陛下即使想改革變易天下大事來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中即使有人能順應您的心意想倡導這種事，但九州廣大，四海遙遠，有誰能領會陛下的心意，哪怕推行一部分措施，使每個人都能享受陛下的恩德呢？所以我說根據形勢來看肯定做不到。孟子說︰“只是簡單效法並不能使自己行動起來。”說的不就是這回事嗎？但現在的當務之急，在于人才。果真能做到人才濟濟，我們就可以從中選拔合適人選授以職位。有才能的人擔任了官職，然後再逐漸依據形勢是否允許，考慮到百姓的疾苦，變革天下有弊害的法令，接近先王的意旨，就非常容易了。
（按）法治固然是急務，然而施行法令的是人，王安石既然以法度為根本，就又將人才為根本的根本。治國本來應該以大多數人民為元氣，這是王安石的想法。
如今的天下，和先王的天下一樣，先王的時代，曾經人才鼎盛，為什麼到現在人才匱乏了呢？所以我說︰是教育培養人才的人，沒有遵循正確方法的緣故。商代時，曾經天下大亂。官員貪婪狠毒敗壞綱紀，都不是合適的人選。等文王出現，天下也曾經缺乏人才。此時，文王培養天下的士人，使他們都有君子的才能，然後再根據他們的才能授任官職。《詩經》上說︰“溫文爾雅的君子，為什麼不培養人才？”說的就是這件事。等到教育成功了，即使是地位低賤的獵人，也沒有誰不注重品德修養，《兔 》這首詩說的是這件事，更何況那些地位高高在上的官員呢？正因為文王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去征伐，別人能歸服，他守衛自己的領地能使國家安定。《詩經》上說︰“手捧著玉石舉行盛大的儀式，每個英俊的士人都按部就班各得其所。”又說︰“周王出征時，所有的軍隊都來隨行。”意思是說文王任用的人才，文武官員都能各盡其用，不會妨礙公務。等到夷王、厲王使天下大亂時，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等周宣王復興，能一起圖謀大事的臣子，只有仲山甫一個人而已。所以詩人感嘆說︰“周王的品德輕如鴻毛，只有仲山甫輔佐他，可惜沒有人能幫助他。”這是嘆惜士人缺乏，而仲山甫又孤立無助。宣王能重用仲山甫，並推舉任用他的同類使他們德美才新，然後人才又多起來。此時在國內修明政事，在國外討伐不來朝拜的諸侯，才又一次有了文武官員發揮才能的領城。所以詩人贊美他說︰“快快地采粱黍，到那開墾了兩年的田里去，到那耕了一年的田里去。”是說宣王能使天下的士人德美才新，使他們成為有用之材，就如同農民開墾他們的土地使自己有東西可以采摘一樣。由此來看，人的才學，未嘗不是國君陶冶培養造就出來的。
（按）對這種說法，近代的曾國藩加以總結和引申，他說︰“現在當權的君子們，動不動就說 天下無才 ，他們自覺得站在高處，不能用自己的志趣來轉移世人的習俗，而反倒說 無才 ，說他們正確，可能嗎？十戶人家的城市，必定有好義之士，他的智慧足可以影響十個人，必定能從十個人中選擇優秀者培養為人才；智慧足可以影響百人的，必定能從百人中選擇優秀者培養為人才。然而轉移習俗而陶冶一代的人，不只是那些站在高處的人所能做的了。從最小的官往上，都是有責任的。”這話說得更加深刻明確。看一看王安石這番話，只把陶冶百姓的責任歸到皇帝身上，這是什麼原因呢？並不是因和他講話的人是皇帝。個人陶冶別人的範圍狹小而皇帝影響的範圍大，個人陶冶人的效果慢，而皇帝影響人的速度快，因而不在高處而強調他的責任，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辦法，只是說有比沒有強罷了。要想發揚一國人才的能力而一起奔向一個目標，方法沒有比從專制的人開始更快的， 這就是俾斯麥造就了那樣的德國，而曾國藩所造就的中國僅如此而已。
所謂陶冶培養使他成材，指的是什麼呢？也就是教育他、撫養他、選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法而已。所謂教育方法是什麼呢？古時候的天子諸侯一直到鄉村都設立學校，廣泛設置教導的官員而嚴格選拔人才。朝廷中常用的禮法刑獄音樂政治等都可以在學校中學到，士人所看到並加以學習的，都是先王的法令言論品德行為和治理天下的意旨，那麼他的才能就可以應用到治理天下國家上。如果不能被天下國家使用的才能，就不教給他，可以被天下國家使用的，全都能夠在學校里學到。這就是教育的方法。所謂撫養他的方法是什麼呢？使他們在財物上富有，用禮法加以約束，用法律來制裁。什麼是在財物上富有呢？人的本性是這樣的，如果缺少財物，就會貪婪卑鄙而隨意獲取財物，無論什麼方法都會用到。先王知道會有這種情況，所以設定了俸祿，庶人中擔任官職的人員，他們的俸祿足以頂替他們耕種的收入。從這一類人向上說，每升職一級俸祿都有增加，使他們足以培養自己廉潔的品德而遠離貪鄙的行為。這樣做了仍然認為不全面，又把俸祿推廣到他的子孫，叫做“世祿”。使他在活著時，既供養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妻子兒女，又能滿足婚姻、朋友之間的待人接物，都不會產生遺憾；等他死的時候，又不會擔心子孫缺衣少食。什麼是用禮法加以約束呢？人的本性如果在財物方面富足了，卻沒有禮法節制，就會放縱邪僻不走正路，什麼不好的事都做，先王知道這種情況，所以設立了制度。凡是婚喪、祭養、宴享之類的事情，吃穿用度的器具，都以固定的數目予以節制，用統一的度量衡使數量保持齊一。如果按照規定有一定的數量但財力不足以置辦，就不要置辦；如果財力允許而按規定不能配備，那麼一絲一毫也不要增加。什麼叫用法律制裁呢？先王對于天下的士人，要教給他們道理和技藝，不服從教誨就用貶到遠方、一輩子也不再提起的方法來對待。用禮法來約束，不遵守禮法就用流放、殺頭的辦法來對待。《王制》上說︰“改變自己衣服的定制，他的君主就要流放他。”《酒誥》上說︰“我告誡你們，聚眾飲酒時不要太胡鬧，我會把你們都抓起來送到朝廷上，全部殺掉。”像聚眾飲酒、改變服裝定制，都是小錯誤；流放、殺頭，都是大刑。犯了小罪卻要施加大刑，但先王之所以忍心這樣做而毫不遲疑，是因為不這樣就不能統一天下的習俗而成就天下平定的局面。用禮法約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人都主動服從而不會反抗，並非僅僅是禁令森嚴和派人監視造成的結果。應該是因為我心懷至誠，態度誠懇，而且自己親體力行做出表率。陛下左右的達官顯貴，都順從皇上的旨意而服從執行，有一個不執行的，法律的制裁就從他開始。權貴都知道避免皇上厭惡的東西，那麼天下百姓中不用懲罰就能停止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說這就是撫養百姓的方法。所謂選拔的方法是什麼呢？先王選取人才時，一定從鄉里、學校里，讓眾人推舉出他們認為賢能的人，上書報告給皇上加以考察。確實賢能的話，再根據他品德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他為官。所謂的考察，並不是單憑著道听途說而偏听一個人的意見。想詳細了解他的品德必須問一問他的行為舉止，想詳細了解他的才能必須和他作一下交談，了解了他的言行，再通過具體事件進行測試。所謂考察，就是用具體工作加以試驗。即使堯任用舜也不過如此，更何況還比不上舜的人呢？至于九州這樣廣大、四海這樣遙遠，下級官吏千千萬萬，需要大量有才能的士大夫。作為國君，又不可能一一考察每個人，又不能單單托付給某一位手下，使他在一兩日之內考察官員的優秀還是無能從而決定他的升遷還是罷免。我可以考察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而委以重任，然後命他選拔同類而進行長久測試，選出才能出眾的稟告皇上，然後再授予他爵位和俸祿。這就是選拔人才的方法。所謂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麼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低上下的區別，他們擔任的職位有的適合有的不適合。先王知道這種情況，所以令後稷掌管農業，命共工掌管手工業。品德高潔而才能出眾的做官長，品德一般而才能低下的做屬下。又因他們長時間擔任此職，那麼上面的官員因習以為常而熟悉政務，下面的百姓就會馴順服從而听從教導，賢人因為功績可以取得成功，沒有才能的人的罪行可以顯露出來，所以長時間擔任某一職位的用考評功過的方法來對待。能做到這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充分運用智慧來取得成績，不用擔心事情沒有一個結局，功績不能成就；性情懶惰苟且偷生的人，即使某一段時間內能博取皇上的歡心，但隨之而來的就是自取其辱，他怎麼敢不盡心竭力工作呢？至于沒有才能的人，自然就知道推辭逃避而離去了，任職的時間長了，不能勝任的罪過不會僥幸逃脫，才使他自動離職。他尚且不敢冒著被制裁的危險而主動辭職遠避，又怎麼會結黨營私、陷害污蔑他人，和別人爭搶進取的機會呢？選拔人才已經很周密，使用人才很恰當，處于官位時間很長久，任命人才又很專一，又不完全用法令束縛他，使他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使職權，堯舜統理百官並使百業興旺，也是憑借這個方法。《尚書》上說︰“三年考評官員的成績，通過三次考查，提拔賢能，罷免庸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堯舜的時代，那些被罷免的官員我們都知道，指的就是四凶。提拔的官員是指皋、陶、稷、契，都是終身擔任某一官職沒有被升遷，所謂的提拔，只是封賞爵位，增加俸祿和加重賞賜而已。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撫養、選拔、任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而當時的國君又能和他的大臣們，盡心竭力，胸懷至誠，深思熟慮然後再執行政策。這樣做臣子的就不會猶疑不定，對于國家大事也不會出現想有所作為卻不能做到的情況了。
（按）王安石所說的應當興辦教育、官吏應當長久任職等，稍懂得治國綱領的人都不會有反對意見，不用再細說。只有他論述的以法裁決，因為小罪而加以大刑，就懷疑他有申不害和商鞅一樣的觀點，對事操之過急，這種懷疑又比對他政治原理的懷疑陰暗得多。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就是國家有命令百姓服從的關系，統治權是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並不只是專制國家這樣，非專制國家也是這樣，即使是立憲國家也有如此的。假如不可行的，就不要制定為法令，既然制定為法令了而不執行，就是褻瀆國家的神聖。後來的元 諸君子，因為阻撓新法而被貶官流放，而他們則把積怨發泄到王安石身上。曾國藩曾經想到管子治理齊國時的事，說︰“命令執行不到位的殺，命令執行過頭的殺，不執行命令的殺，留下命令不上報的殺，不听從命令的殺。”王安石之所以失敗，正因為姑息，沒有實踐他在這上書中所講的話。
現在的州里縣里雖然有學校，也只是空有校舍和用具而已，沒有教育督導的官員，也不會有長期培養人才的事情了。只有太學里才有教育督導的官員，但也沒有嚴格選拔。朝廷中涉及禮法、音樂、刑獄、政務的事，在學校里也學不到。學習的人也認為這些應該歸有關部門管理而態度漠然，覺得不是自己應該掌握的。老師教授知識，也只是講說辭章 句讀而已。講說辭章 句讀，本來就不是古時候教育人的方法。近幾年才開始教學生學習考試用的文章 。考試文章 ，若非廣泛讀書強化學習，有窮年累月的工夫，就寫不出來。他們能夠熟練掌握時，向大處說不足以治理天下國家，往小處說不足以被國家所用。因此即使他們在學校里熬白了頭發，耗費大量時間。去遵循皇上的教導，等到讓他們從政，又茫然不知該何去何從，都是諸如此類。今天的教育，不只是不能讓人成材，而且又使人困苦敗壞資質，使他不能成材，這是什麼原因呢？人能夠成材，源于專一而毀于蕪雜。所以先王在安排人才時，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農民安排在田間，把商人安排在市場上，把士人安排到學校里，使每個人都有固定專一的行業，不會見到其他行業的東西，害怕其他的事情會影響到本行業的發展。所說的士人，又不僅是不讓他們見到其他的東西，而且把先王的思想做法完全展示給他們，諸子百家的異端雜說，一概摒棄而沒有人敢去學習。現在士人應該學的，是對天下國家有用的知識。如今把這些都放置一邊不教給學生，卻教給他們應試文章 ，使他們損耗精神身體疲倦，天長日久從事這種工作。等到任用他們這些人做官時，又使他們完全拋棄了所學的知識而要求處理天下大事。古時候的人們從早到晚專心做天下國家大事，尚且出現有才能和沒有才能的情況。如今竟然轉移他們的精神，奪走他們的時間，從早到晚學習對國家大事沒有補益的事，等任命他們去處理具體事情時，又突然要求他們成為對國家的有用之材，這樣在他們之中，能力足以有所作為的就很少了。所以我說︰不只不能使人成材，反而又會使他們困苦敗壞資質，使他們不能成材。
（按）後世評論王安石的人，有人認為八股取士是從王安石發端的，因而認為他有罪，唉，為什麼誣蔑王安石到這地步呢？！王安石說培養士人必須在學校中，他的話是再明白不過了。他開始的進修為政並沒有廢除原有的選拔人才的辦法，那是因為在學校還沒有普及的時候，依據形勢不能不這樣，這在下面還要論述到。
甚至有更大的害處︰先王執政時，士人學習的對象，是文武兩方面的道理。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做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士，每個人的才能有大有小，擔任官職有適宜有不適宜，這些情況都是有的，至于武學方面的事務，隨便他才能大小，沒有不學習的。所以才能出眾的人，在朝內可以做六部的長官，出朝可以做六軍的將軍，才能差一些的，可以做比閭、族黨的老師，也都可以做卒兩、師旅的長官。因此戍守邊疆、保護宮廷，都由士大夫來完成，小人不能要求這種工作。現今學習的人，認為文和武是兩回事，我只要知道處理文章 就可以了，至于戍守邊疆、保護宮廷的責任，全部推給軍隊，而軍隊往往是一些奸邪凶悍而又無賴的人構成的。假如他的才能和品行足以在本鄉托身的話，也不會願意離開父母加入應征的行列。戍守邊疆保護宮廷，是天下的責任，做國君的應該謹慎從事。所以古時候把教人射箭趕車作為當務之急，其他方面的才能根據能力是否合適然後才教給他，如果能力不及，也不必強求。至于射箭，就是男子的事了。人生下來有殘疾就罷了，如果沒有殘疾，從來沒有人會放棄射箭而不加學習。在學校時，固然要練習射箭，有賓客時要射箭，祭祀時要射箭，辨別士子才能品德高下也要用射箭來區分。至于禮法音樂，向來是寓含著射箭的道理，而射箭也存在于禮樂祭祀之中了。《易經》上說︰“鋒利的弓箭，用來威鎮天下。”先王難道僅僅認為射箭是用來學習作揖禮讓的禮節的事情嗎？先王本來認為射箭是武事中很重要的一項，是可以威震天下保衛國家的工具。平時憑借它學習禮樂，出征時憑借它去作戰攻伐，既然士人從早到晚練習射箭而且技藝出眾的很多，那麼邊疆宿衛的工作就可以從中選拔人才而取用了。士人曾經學先王治理國家的道理，他們的品行和仁義受到鄉里人的推重，然後根據每個人的才能把邊疆宿衛的任務托付給他們，這是古代的國君把武器交給別人，卻沒有內憂外患的原因。現在卻把天下的重任，國君應該非常謹慎的選拔人才的大事推給奸邪凶悍無賴、才能品行都不足以在鄉里托身的人，所以才會常常擔心邊疆不穩固，憂慮守衛宮廷的軍隊不足以使自己覺得安全。現在誰不知道保衛邊疆宮廷不能使人有安全感呢？只是認為天下的文人學士以拿起兵器為恥辱，而確實也沒有人能掌握騎射列陣的方法，如果不召募軍隊，誰能擔當這些任務呢？教育不嚴格、選拔標準不高，士人以拿起兵器為恥辱，沒有人掌握騎馬射箭、行軍作戰的技巧，本來就是順理成章 的了。諸如此類都是因為教育不得法的緣故。
（按）這是王安石提出的全民皆兵的主張，現今東西方許多國家沒有不靠這種方法使國家強大的；而我中國自秦漢到今天兩千年，前于王安石的，後于王安石的，沒有一個人能看到這一點。而教導國民崇尚武功的，必定在于學校，與現今學校中特別重視體育，是何等的吻合啊。中國看不起當兵的人時間已經很長了，而自宋代之後，情況更嚴重。在募兵制度下，而想要使兵不被看低，是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王安石所說的將天下的重任交付給奸邪無賴、行為不被鄉里人所依托的人，致使天下的學士以掌管軍事為恥辱，現在和過去一樣的情形。世上如果沒有王安石，那到什麼時候才能消除這種痛苦呢？
現在制訂的俸祿的標準，大都比較低。假如不是朝廷侍從之類的官員，只要家中人口稍多，不同時從事農業商業獲取利潤就不能養家糊口。下面州縣中的差吏，一個月的俸祿，多的有八九千，少的有四五千，把等候補選、任職和補缺的時間都計算在內，大概六七年能夠拿到三年的俸祿，算起來一個月的收入實在到不了四五千，少的也實在到不了三四千。即使供養家人，也感到很困難。像生活消費和婚喪嫁娶的費用，也從中開支。超出中等道德水準的人，即使窮困也可以做個君子，中等道德水準以下的人，即使處境舒適也可以做個小人。只有中等道德水準的人不是這種情況，窮困就成為小人，舒適就變成君子。估計天下的士人，中等以上的，千百人里面也沒有十分之一，窮困就做小人，舒適就做君子的人，天下比比皆是。先王認為眾人不能用強制手段制伏，所以制訂行為準則不能用自己為標準，而應該以中等人為標準，順著他們的欲望向有利的方向引導，認為中等人可以遵行的話，就可以在天下施行這種法制並流傳到後世。只給出如今這些俸祿，卻又想讓士人不要敗壞廉恥的原則，大概中等人做不到。所以今天官職高的，互相賄賂贈送、營謀資產，背上貪污的惡名；官職低的，公開販賣、索取財物。士人已經毀壞了廉恥的原則，背上了拖累天下的名聲，那麼他們苟且懶惰取悅別人的心思出現了，而勤奮自強的志向冷落了，他們負責的工作又怎麼會不松弛，天下太平的景象又從哪里來呢？更何況枉法受賄、侵擾百姓的到處都是。這就是所說的應該使他們的財產多起來。婚姻喪葬、奉養父母、吃穿用度，都沒有制度予以節制，天下人把奢侈當做光榮，把節儉當做恥辱。只要有了錢財，無論他們要什麼都能得到，有關部門也不禁止，人們又引以為榮；假如財力不足不能符合流行的風俗，那麼在婚姻或喪葬時，往往會得罪本族人和姻親，人們都把這當做恥辱。因此富有的人貪婪不知道停止，貧窮的人財力匱乏卻又勉為其難去追逐潮流，這就是士人困難重重，廉恥之心完全喪失的原因。這些就是所說的不能用禮法加以約束。現在陛下自己行為節儉為天下做出表率，這是左右顯貴大臣親眼看到的。但是在他們內室之中，奢侈糜爛毫無節制，做下陛下厭惡的事情，損害天下的禮教，有的已經很嚴重了，卻從來沒有听說朝廷把這些人罷免流放，昭示天下。當初周代時，把聚眾酗酒的人拘禁起來處以殺頭的刑罰，認為飲酒過度會造成危害，甚至于害死人的情況很多，所以嚴格禁止災禍產生的根源。嚴格禁止了災禍產生的根源，所以施用的刑罰很簡省，人們惹上災禍以至敗亡的就極少。現在朝廷法律中尤其嚴厲的是對付貪官污吏的條文，嚴格禁止貪官污吏卻忽視了禁止奢侈糜爛的條文，這就是所說的禁止了末節而放松了根本。（姚鼐說︰自“陛下躬行”到“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到“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前後應當互換。王安石集見有一南宋刻本極多錯誤，世上也沒有好的版本改正它，可能“世之議者”一段補“饒財”之余，“陛下躬行”一段補“約以禮裁以刑”之余，可能都應當放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結句之後，而是這個刻本的錯誤，于是不覺它文勢不順。“然而世之議者”上仍有脫字。）
然而當今的有識之士，認為現在官員眾多，即使縣官的俸祿也供應不足，（姚氏說︰下有缺少的文字）也太不明事理了。現在做官的確實很多，但上一代設置官員很少，而賦予的俸祿也如此之少，財力不足，也應該另有說法了。官員的俸祿難道值得計算嗎？我對于財政經濟從來沒有學過，但也考察過前代理財的大概情況。天下人出力創造出天下的財物，又拿天下的財物供應天下人的消費，自古以來的太平盛世向來沒有把財力缺乏當做憂患的。只是擔心理財沒有正確的方法。現在國家沒有戰爭的威脅，百姓安居樂業，每個人都獻出自己的力量，創造天下的財富，然而公家或私人都擔心窮困，大概是由于管理財政沒有正確的方法，有關部門不能估算社會的實際需要而采取變通措施，果真可以用正確方法理財並且適當變通的話，即使我再愚蠢也知道增加官員的俸祿不會妨害國家的經費。
（按）孔子說增加俸祿用來勸誡做官的人，後代討論政治的人，大概沒有人不知道這是重要的事。然而有提出疑問的。一是認為增加官吏的俸祿消耗大量的經費，王安石對此已經做了分辨。王安石的財政思想，這個書上沒有提及，但他說“靠天下的力量生天下的財物，取天下之財物供給天下的費用”，這種常說的原理，全都在這里了。凡古今中外的國家，無論哪個國家，無論哪個朝代，官員俸祿不過佔國家年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假如理財的方法正確，則這百分之三四的比例增加一些，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理財不得法，即使將這百分之三四而減少掉，也不足以使困難的經濟復甦。王安石所說的“增加官吏的俸祿不足以影響經費”，確實是懂得治國的人所講的。還有一種說法，說官吏的俸祿增加了也不足以制止貪污， 大開賄賂之門使做官的規矩敗壞的，並不是受薄祿而是受厚祿的人。這種說法，從當今的軍機大臣和督撫等人就可以得到證明，從收入高的官職那里也可得到證明，這似乎並不是為難的話。即使這樣，假如只給以高的俸祿而在後面沒有好的法度來督察責罰，那就真像評論的人所說的了，于是王安石在“多給他們俸祿”的後面，又說要“用禮義約束”。可是如果只有法度在他們的後面督察責罰，而遵守的人的俸祿無法養活自己，那法度也不過是一紙空文罷了。有一個好的法律，必定還要有其他的法律與之相配套，如果毀壞了使它們不成系統，即使是錦繡也要化為虛無了。因為我國近年來增加了一部分官俸，不僅足以影響了財政支出，還相互競爭使人心日趨敗壞，這難道足以說明前代賢人提出的這一做法有過錯嗎？
（又按）戒除侈糜之風，是自古以來的常訓，而近代的人，有的見到歐美奢侈很重，而他們的國家和百姓很富有，就以為奢侈並不是壞的品德。嘻！這太過錯誤了！凡一國的經濟，必須是有了本錢才可以使財富增值，而奢侈的做法，是使財富不再成為本錢。所以奢侈是亡國之道。現在的歐美，是因為富有了才開始奢侈，並不是因為奢侈而變得富有。然而他們也正有如杜甫所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情況，他們大多數人的窮困，是因為奢侈者剝削所造成的罷了。而社會問題，就成了歐美的大患。他們將來的決裂，不知要走向哪里。現今稍有見識的人，對此未嘗不擔心的，而有人仍說奢侈不是禍害，這是為什麼呢？王安石的理論，是想要立法來懲治奢侈，這件事肯定不可行，然而他的思想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如今法令條文嚴厲而且周密，搜求天下賢才的手段非常周詳，然而也曾經教給他們治理國家的方法，可是有不服從管理就予以處置的刑罰嗎？曾經制訂制度約束他們，可是有不按常理做事就予以處置的刑罰嗎？也曾經任用他們負責某項事務，可是又有不盡職盡責就予以處置的刑罰嗎？不先教給他們治理國家的方法，確實不能要求他們服從管理，不先用制度約束，確實不能要求他們按常理做事，不先任命他處理事務，確實不能要求他盡職盡責。這三方面，是先王的法律中尤其看重的，現在都不加以責備要求，而那些輕微細小、並不妨礙治理天下的事情，都制訂法令加以禁止。每年每月都要改變花樣，做官的也記不勝記，又怎麼能完全避開不會違犯呢？這就造成了法令成為擺設不能施行，小人有的很幸運而免于制裁，君子有的很不幸而受到制裁。這就是所謂不能用刑罰制裁。像這些情況都是治理天下國家沒有使用正確的方法。（姚氏說︰“治”應當是“養”）
（按）官僚政治，果然可以稱為好的政治嗎？這不是我所敢說的。然而近代從施泰因用它治理普魯士而收到好的效果，俾斯麥接著將它推廣到德意志而收到更好的效果，各國才開始漸漸學習它。而我國兩千年來，去了官僚就沒有政治了，而它的弊病這樣嚴重，難道是官僚政治絕對的不可用嗎？施泰因治理普魯士，用來訓練和督察責罰官僚的方法，就如同將帥訓練督察責罰下面的將校一樣，有整齊嚴肅的氣氛，而收到如同使用自己的手臂和指頭一般的效果。整齊嚴肅，是官僚政治的特長，要達到這種效果必定有方法，王安石是知道這些的。
現在選拔人才，只要能博聞強記，稍稍有點文辭，就被稱為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的人，都是公卿的候選人。記憶力不必很強，讀書不必很廣博，稍有些文辭，又曾經學過詩歌辭賦，就叫做進士。進士中才學高的，也可以是公卿的候選人。這兩科選拔的人才不足以做公卿，不必論證就很清楚了。而世間人們議論時，竟然以為我經常這樣選拔天下的人才，而能力足以做公卿的人也可以從中選拔出來，不一定仿效古代選拔的方法然後才能發現人才，這也是不明白事理。先王的時代，用盡所有選拔人才的方法，仍然擔心賢才不會被選中，而無能的人會摻雜在其中。現在完全廢除了先王選取人才的方法，驅趕著天下的才士，都使他們成為賢良進士，那些才能足以做公卿的，本來就應該是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中也會有才力足以做公卿的人。但沒有才能的人如果能精通寫作應試文章 這種雕蟲小技，並因此而晉升為公卿，才能可以做公卿的人，被這種對天下國家沒有益處的學問困住，因而老死在鄉野之中，大概會有十分之八九。古代的天子，進行謹慎選拔的，就是公卿。如果公卿選對了人才，他們就會推薦出同類會聚在朝廷上，那麼所有的機構，都不會有不稱職的人了。現在首先使一些無能的人僥幸擔任了公卿，因而推薦同類聚集在朝廷上，因此朝中才會有這麼多無能之輩。即使有賢能聰慧之士，往往孤立無助，不能實現自己的構想。而且公卿無能，又推薦同類會聚在朝廷上，朝廷中無能者，又推薦同類充任出使四方的使臣，四方的使臣，又各自推薦同類遍布到州郡任職，這樣即使有舉薦不當而一同治罪的條文，怎麼值得依靠呢？只是恰好成為無能者晉升的資本罷了。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的考試科目，朝廷本來就擔心它們對國家沒有用處，逐漸要求士子們掌握治國的道理，但即使掌握了這些道理，也不見得比過去的人才更賢能。現在朝廷又開設了明經的考試科目，來選拔掌握經學的士人，但通過明經選拔上來的，也只是單憑記憶而略微有些文采的人，這樣就入選了。那些通曉先王的意旨而且運用到國家治理上的人才，卻不一定能夠加入被選拔的行列。再次是那些世代享受皇家恩澤的世家子弟，在學校里不教給他們治理國家的方法，官員也不考驗他們有什麼才能，父親兄長也不能擔保他們的品行道德，而朝廷總是動不動給他們封官，任用他們去辦事。武王數說商紂的罪行，就說“憑借家世任用官吏”。憑借家世任用官吏卻不顧慮他的才能品行，這就是商紂把國家弄得混亂而敗亡的原因，而太平盛世卻不會發生類似情況。最後是一些不入流的人。朝廷本來就把他們排擠在廉恥之外，限制了他們進取做官的道路，卻又把治理州縣的事務交給他們，使他們凌駕在士人和百姓之上，難道這就是所說的用賢人統治庸才嗎？據我的管轄範圍來看，方圓幾千里的一個路中，州縣中的差吏，出身于流品之外的到處都是，而可以把事務托付給他們的，大概不足十分之二三，要防備他們作奸犯科的到處都是。大概古代只有賢才庸才的區別，而沒有等級的分別，所以像孔子那樣的聖人也曾經當過季氏的差吏，可能即使做過差吏也不妨礙他再去做公卿。到了後來產生了等級的差別，凡是在等級以外的，他們成就的事情，本來已經把自己安排在廉恥之外了，沒有超過別人的意思了。到最近這些年，風俗變得頹靡，即使像士大夫那樣的人才，根據形勢完全足以進取，朝廷也曾經用講究禮義的名譽表彰過他們，到了晚年或失意的時候，往往被引誘做壞事，更何況平時形成的思想，沒有從品德上超過別人的意思，朝廷本來就把他們排除在廉恥之外，限制了他們進取的道路了呢？他們在管理百姓、處理公務時，放縱奢侈、不走正路，本來就成為理所當然了。至于保衛邊疆、宿衛宮廷人才的選拔，我已經談論過這方面的失誤了。像這些都是選取人才沒有遵照正確的方法。
（按）科舉取士的制度，是王安石絕對排斥的，讀了這封上書就可以知道它的原因了。放棄詩賦而考經義，是他一時的措施而並不是這樣就完全合理了。他在熙寧初寫的《乞改科條制札子》中說︰“自古以來選拔人才，都立足于學校，所以在上層有純一的道德，在下面就能形成風氣，選拔出的人才在世上就能有所作為。自從先王的遺澤斷絕，教育培養人才無法可依，士人即使有良好的資質，卻沒有學校、老師和同窗加以栽培，這是議論朝政的人所擔心的。如果想恢復古代的制度，改革這種弊病，就怕不能循序漸進。首先要廢除講求四聲八病和駢偶對稱的文體，使學習的人能一心一意注意經義，等朝廷建立了學校，然後再研究夏、商、周三代教育選拔人才的方法，在天下施行。將這兩篇文章 結合起來讀，王安石的用意不是已經很明顯了嗎？而後世動不動就將八股文毒害天下的罪名加到王安石頭上，這是多麼大的誣陷啊！
現今選取人才不遵照正確的方法，到了任命的時候又不管他的品德是否適合，卻去考問他出身前後，不管他的才能是否稱職，卻考慮他歷任過多少職位。憑著文學做了官的，將派他去理財，已經派他去理財了，又轉而調任去掌管刑獄，已經派他去掌管刑獄，又調任去研究禮儀，就是這樣一個人卻要求他具備百官的才能，所以人的才能就難以發揮出來。本來才能就難以發揮又嚴加要求，那麼能做的事就少了。人們能做的事少了，都互相做表率不去做事。因此命他主持禮儀，從來不擔心自己並不懂得禮儀，因為今天主持禮儀的人從來沒有學習過禮儀。命他主管訴訟，從來不擔心自己並不懂得訴訟，因為今天主管訴訟的人從來沒有學習過訴訟。天下的人，都已經漸漸習慣了缺乏教育，服從于現成的習俗，見到朝廷任用了某人，如果他們認為不合乎資格和順序，就加以非議和誹謗，如果說任用的人才能不足，卻沒有人非議過。而且做官的人屢次遷調，不能長時間擔任某一官職，所以擔任高官的不能夠熟悉了解政事，處于下位的不願馴服而安心接受教導，賢能的人不能成就自己的功業，無能的人的罪行也不能暴露出來。至于迎接新任、送走舊職的勞頓，交卸了文書就不再有瓜葛的弊病，這種危害本來不大，不值得一一舉出。設立官員大都應該長久擔任這個職位，至于管轄區域較遠，責任重大的，更應該長久擔任職務，然後可以要求他有所作為。可現在更加不能長久擔任職務，常常幾天就會調離。選拔時已經不嚴密，使用時又已經不恰當，安置又已經不久長，到了任命時又不能專一，又完全用法令束縛他，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見機行事。我因此知道現在做官的都不是合適的人選，漸漸把權力交付給他又不能一一用法令加以約束，他們就會放縱恣肆無所不為。即使這樣，做官的都不是合適的人選卻又依仗法律認為就能天下大治，從古到令，向來沒有把天下治理好的。即使做官的都是合格的人才，又一一用法令加以束縛，不讓他推行自己的看法，從古到今也沒有能把天下治理好的。選拔人才已經不嚴密，使用人才已經不恰當，安置人才又已經不長久，任用人才已經不專一，又用法令把人才完全束縛起來，因此即使是賢人在位，能人任職，和那些無才無能的人在位也沒什麼區別。像這樣，朝廷明明知道他的賢能足以委任大事，如果不合乎資格和次序就不能因為有事托付給他而推薦上去，即使推薦了，士人也不會信服的。明明知道他無能無才，如果不是有罪，受到當事人的彈劾，也不敢因為他不稱職而把他撤換下來，即使撤換下來，士人也不會信服。那個人確實無才無能，但士人對撤換他不信服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所謂的賢能之士處理問題，和那些無才無能的人沒有區別的緣故。我前面所說的不能只任用某人處理事務但是沒有對待不盡職責的刑罰來對待他，就是指這回事。教育人才、撫養人才、選拔人才、任用人才，有一方面方法不正確就足以敗壞天下的人才，更何況四者兼而有之呢，于是做官的人沒有才學、苟且隨便、貪婪卑鄙的人，竟然不可勝數，而在民間草野之中，也缺少可以任用的人才，本來就不值得奇怪了。《詩經》上說︰“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 ，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國家即使不大，也有聖明或不聖明的人，百姓人數即使不多，也會有的聰明有的有智謀，有的嚴肅有的干練，要像那流動的泉水，不積聚起來就腐敗了）。說的就是這回事。
（按）他說的這些，怎麼與今天的官僚社會的情形沒有多麼大的差別呢？過去有西方人讀馬可波羅的游記（馬可波羅，意大利人，元世祖時在中國做官，歐洲人知道中國是從他的游記開始的）見到他所畫的羅盤圖，說，這種東西自從中國發明而歐洲人開始使用，它的樣式比馬可波羅所畫的圖已經精密百倍。它的發明地經歷了數百年之後，它的改良更不好想象是怎麼個樣子，于是在游中國時到市場中買到一個，看起來和馬可波羅所畫的一點都沒有差別，于是很頹喪地走了。我看今天的政治，而不能不有感于王安石的這篇文章 。
做官的人才力不足，而民間草野也缺少可用之才，難道只是不能推行先王的政治？像托付社稷、保衛邊疆，陛下還能總是以上天能夠給你幸運而沒有考慮過有一天會失去這種幸運嗎？漢代的張角，三十六萬人在同一天起義，他所在的郡國沒有人能預先發現他的計謀；唐代的黃巢，橫行天下，每到一個地方沒有哪一位將軍敢和他抗衡，漢、唐兩個朝代之所以滅亡，災禍是由此發生的。唐代滅亡以後，混亂局面一直延續到五代，武將當權，賢才隱居在草野之中不出來做官，做官的人也不再懂得君臣之間的道義和上下級之間的倫理關系。在這個時候，江山變換，比下棋還容易，而百姓生靈涂炭，僥幸沒有死在山溝里的人沒有幾個。人才不足的憂慮就表現在這方面。現在的公卿大夫，沒有人願意替陛下做長遠打算，為國家籌劃萬世的基業，我對此事很疑惑。當初晉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華，不為子孫做長遠謀劃，當時的官員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悅皇帝，良好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舍棄了禮義，丟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過失，卻沒有誰以為這樣是錯誤的。有識之士本來就知道將天下大亂，而後來果然海內發生了大的變故，中國遭受戰爭的困苦達二百多年。我考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帝的神靈把天下交給陛下，本來就為的是能夠萬世相傳，可以無窮無盡地庇護天下的百姓。我希望陛下能夠借鑒漢、唐、五代混亂滅亡的原因，批判晉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災禍，明白昭示大臣，想一想該怎樣培養天下的人才，研究出辦法，計算好數量，逐漸加以推行，希望能適合當代的變化，不要辜負先王托付天下的心願，那麼天下的人才就不可勝用了。人才可以不可勝用，那麼陛下想要什麼而找不到，想做什麼又做不成呢？
（按）文章 懇切率真而且沉痛，至此已經無以復加了。當全國都沉醉于太平盛世的時候，而寫出這毫無忌諱的言辭，即使是賈誼的痛哭流涕，怎麼會超過呢？而可惜的是宋仁宗不省悟啊。
研究出辦法，計算好數量，逐步加以推行，培養天下的人才就很容易了。我開始讀《孟子》時，看到孟子說執行王政很容易，心里也以為確實是這樣。等看到他和慎子討論齊、魯的土地，認為先王治理國家，大都不超過一百里，主張再有王者出現，凡是諸侯的土地，有的方圓千里，有的方圓五百里，都應該減少土地一直到幾十里。于是我就懷疑雖然孟子很賢能，他的仁義和智慧足以統一天下，又怎麼能不通過武力脅迫，就可以使幾百幾千里的強國，在某一天會割讓自己十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時的諸侯一樣大小呢？後來我看到漢武帝采納了主父偃的計策，允許諸侯王公可以推廣皇家的恩德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孫，皇帝親自到他那里確定封號，讓他另外歸屬于中央政府。于是諸侯王的兒子和弟弟，都各自得到了分得的土地，勢力強大土地廣闊的最終也被分得弱小，然後就可以懂得研究辦法、計算數量、逐步推行，就可以使大的變成小的，強的變成弱的，不至于發展到傾覆、驚駭、變亂、敗亡的境地。孟子說的話並沒有錯，況且現在想改革變易，從客觀形勢來看並不像孟子當時所要做的那樣困難。所以我說︰研究出方法，計算好數量，逐步推行，做起事來就很容易。但先王治理天下，不擔心人們不去做，卻擔心人們不能做，不擔心人們不能做，卻擔心自己不努力。什麼是不擔心不去做卻擔心不能做呢？人們希望獲得的，是善行、美名、高等爵位、豐厚的利益，先王能控制這些統領天下士人，天下的士人中有能夠遵從先王的意志去治理天下的，就把他想得到的都給他。不能這樣做就不給，如果是自己能力所及誰願意舍棄希望得到的東西，不去努力實現呢？所以說不擔心人們不去做，卻擔心人們不能做。什麼是不擔心不能做卻擔心自己不努力呢？先王的法度，用來對待人的可以說仁至義盡了，如果不是特別愚昧不可造就的人，沒有不用力去做的。但如果不用至誠懇切的心去謀劃，身體力行做出表率，人們就不可能用至誠懇切的心身體力行加以響應。所以說不擔心人們不能做只擔心自己不努力。如陛下確實想造就天下英才，我希望陛下只要自我努力就可以了。我又看到先前朝廷想進行改革變易，開始估計利害關系不成熟，只要有世俗僥幸的人不高興進行攻擊責難，就馬上停止不敢再做下去。法度確立了人們就不會出現獨自享受僥幸的情況，所以先王的政治足以施利給天下的百姓，當它繼承了前代的流弊和破壞之後，面對世俗的僥幸，想創立法制，一定會遭到艱難和阻礙。如果說因為先王創立法制，天下僥幸的人就會順從高興地趨之若鶩，不會有抵觸，那麼先王的法令到今天仍然會存在，正因為創立法度艱難，僥幸的人不會高興地順從、認真奉行，因此古人想創立法度，未嘗不是先進行征討誅罰然後才能按計劃進行。《詩經》上說︰“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加以征伐沖擊，使不好的東西滅絕，四面八方的人就沒有誰敢不順從了。）是說先王先進行征討誅罰然後才能按自己的意圖治理天下。先王想創立法度來改變衰落敗壞的風俗，成就天下的人才，即使征討誅罰難以進行，也堅持去做，認為不這樣做就不會有所作為。到了孔子，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國，每到一個國家，就讓那里的君臣舍棄他們熟悉的、違背他們的意願、強迫他們去做不擅長的事，他也只能來回勞碌，最終被人排擠驅逐。但孔子最終也不改變自己的觀念，認為不這樣做就不可能有所作為，他所堅持的，和周文王的心意相同。在上的聖人沒有誰比得上文王，在下的聖人沒有誰比得上孔子，想有所作為進行改革，他們所作所為也大致如此。如今陛下掌握天下的權力，處于先王托付天下的地位，創立法制，又沒有征伐誅討的艱難；即使有心存僥幸的人不滿意加以非難，本來也抵不過天下人都順從悅服。然而一旦有流于世俗心存僥幸的人說出不滿意的話，就馬上停止不敢行動，是因為心存疑惑。陛下果真有意造就天下的人才，我希望陛下能迅速做出決斷。研究出方法，計算好數量，逐步加以推行，用成功來勉勵自己，果斷做出決策，然而仍然不能造就人才的情況，我還沒有見識過。
（按）讀了這以後，想到王安石後來執政後，被流俗所中傷，這是王安石早就已經預料到了。文中所說的百折不悔，他也做到了。可惜的是這些話不值得對宋仁宗講。範仲淹執政時，所進行的變革不過二三件事，而仍然不被偶然得到寵信的人所容，只有三個月就離開了官位，仁宗皇帝的優柔寡斷，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而王安石則是你即使不听也要反復去說，難道是所說的齊人不如我敬大王的那種嗎？
但我所稱道的一切，是流俗之人不加考慮的，而今天的議論者，認為是迂闊不切實際的陳詞濫調。據我觀察，近代的士大夫願意竭盡心目耳力輔助朝廷的還是有的。但他們的意思，如果不是關系到當代的利害關系，就沒有必要施行。士大夫已經用這種觀點迎合當世，而朝廷所選拔的天下士人，也不過如此。至于大的綱常法律，禮義制度，先王一直堅持不變的，大都不予涉及。一旦涉及這些內容，大家就聚在一起譏笑他，認為很迂闊。現在朝廷致力于使所有人都認為政治措施得力，有關部門精心推敲法令條文的字眼，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但它的效果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迂闊和陳詞濫調，也希望陛下可以稍微留心觀察一下。在唐太宗貞觀年初，大臣的議論各不相同，像封德彝之類的人，都認為不混合使用秦漢兩朝的體制，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夠認真思考先王的政事、啟發唐太宗的，只不過魏文正公一個人而已。他們施行的方針措施，即使不能完全合乎先王的意圖，但大致還是一致的。所以能用幾年的時間把天下治理得幾乎不再使用刑罰，國內安定，外族順服，自從上古三王以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盛世。唐太宗初即位時，天下的風俗，和現在大體一樣，魏文正公的話，本來就是當時所謂的迂闊不堪的陳詞濫調，但它竟然產生了如此大的效果。賈誼說︰“現在有人說道德教化不如法令有效，為什麼不引證商、周、秦、漢的史實來印證一下呢？”但唐太宗的情況．也足以作為印證的事例了。我很榮幸地向陛下匯報工作，不去考慮自己才能低下不能稱職，竟敢談論國家的大政方針，但我承蒙陛下任用我而應當回報。私下里認為在位的官員人才不足，不能使朝廷滿意，但朝廷任命天下之士的時候，有時不合情理，士人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也在我被任命的職權範圍之內，是陛下應該提前了解的。說出這一篇話舉出一些瑣碎的事情，玷污了陛下的視听，最終對國家也沒有什麼益處。也不能報答陛下對待我的知遇之恩。請陛下仔細考慮，選擇可以執行的措施，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按）這篇文章 是秦漢之後的第一篇長文章 ，能夠與它相比的，只有漢代賈誼的《陳政事疏》。而賈誼所說的，大半都是君主自求保存他們的宗廟社稷的方法，凡是論述國事民事的，又往往是不計量原來基礎的高低，而只比較它的末端，怎能與王安石的這篇文章 這樣內容廣闊，以天下為公，要求天子來做國民的忠僕，從根本上整頓和清理，一項項都符合它應有的規律呢？李商隱的詩中說︰“公之斯文若元氣”，這篇文章 是當之無愧的。在這之前，範仲淹應詔上書列出十件事，所引用《易經》中的話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很是貼切，認為國家改變了五代的混亂局面已經平安了八十年，國家的綱法制度一天天被侵蝕敗壞，做官的在上面無所作為，百姓日漸窮困，不能不改革來救他們。他這種見解，差不多與王安石相同，而滿朝廷的人都紛紛起來為難他，宋仁宗也無法左右。這難道只是宋仁宗的過錯，流俗已經習慣了當前的平安局面，把錯誤的也當成是正確的，即使有雷霆萬鈞之力，往往也不能改變這些。我讀王安石的《與司馬諫議書》，里面有︰“人們習慣于苟且已經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們大都不能為國事盡力，大家都把取媚于眾人作為一種風尚。”當時社會的心理，可以看出來了，而為什麼要單單要求宋仁宗呢？漢文帝對于賈誼，宋仁宗對于王安石，是極相類似的︰賈誼沒有遇到明主而憂憤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而輔佐他，因而賈誼只因文章 留名于後，而王安石能因事業而著名。而王安石遇到神宗，他所取得的成就也僅僅是這些，就像在這山上已經放牧過牛羊，因而只能看到它光禿禿的樣子。自從王安石被當時人所非議和辱罵，數百年至今沒有為他申冤，而那些苟且于事不為國盡力而又盡力取媚于眾人的人，為後世人所稱贊和推崇，而中國于是就千年如同長夜一般，只留下這篇文章 ，成為應試者不懷好意斷章 取義的資本。悲哀啊！
此書不被皇帝所采納，到嘉 五年（公元1060年），又上一《陳時政疏》，里面說︰
我私下觀察從古以來國君在位的時間很長，如果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憂慮的心意，即使沒有暴政酷刑施加到百姓身上，天下也沒有不亂的。從秦代往下，在位時間長的，有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這三位帝王，都是聰明有智謀有功業的天子。在位時間長，國內外沒有憂患，因循守舊苟且偷活，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擔憂的意念，只注意度過目前的目子，不做長遠的打算。自以為災禍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常常等到災禍降臨時後悔也來不及了。即使有時候自身可以免于遭難，而國家本來已經受到了破壞和侮辱，妻子兒女本來也遭受了窮困而走投無路，天下的百姓也已經尸橫遍野，生還的人也時刻擔心饑餓困頓和搶劫捆綁的危險。為人子孫，使宗廟毀壞受到侮辱，為人父母，卻使百姓一家挨一家地死去，這些難道是仁孝的天子能夠忍受的嗎？然而晉、梁、唐的三位帝王由清平世界導致敗亡，自認為災禍不至于發生，卻不知道突然之間災禍就降臨了。天下是最大的寶器，若非大力修明法度就不足以維持，若不廣泛培養賢才就不足以保護所擁有的。如果沒有至誠懇切為天下擔憂的意念，就不能尋求考察賢才，講求法度。不任用賢才，不修明法度，苟且度歲月，有時還僥幸沒有什麼變故，但天長日久，沒有不發生大的動亂的。皇帝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善待百姓珍愛萬物的心意，而且在位時間很長了，此時確實是應該誠心為天下擔憂，把晉、梁、唐的三位帝王作為借鑒的時候了。根據我的觀察，現在朝廷中擔任官職的人，還不能說任用了賢才，實施的政令措施，也不能說是合乎法度。官員在上胡作非為，底層的百姓日漸貧困，社會風氣一天天地淡薄，國家財力一天天匱乏，而陛下住在深宮之中，從來沒有咨詢考察講求法度的意思。這就是我為陛下計議而不能不發慨嘆的原因。像因循守舊苟且偷生，貪圖安逸而無所作為，可以僥幸一時，卻不能保持天長日久。晉、梁、唐的三位帝王不知道考慮這些，所以災難變亂一時間就發生了，即使再想去咨詢考察講求法度來救護自己，也已經來不及了。用古代來衡量現代，天下的安危成敗，還可以加以挽救。有所作為的時機，沒有什麼時候比今天更緊急了，過了今天，我擔心後悔也來不及了。那麼用至誠的態度咨詢考察、廣泛培養賢才。用至誠的態度講求法度並極大地修明法度，陛下今日怎麼能不抓緊時間去做呢？《尚書》上說︰“如果吃了藥只是為了不感到頭暈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請陛下時刻憂慮這些致命的病癥，不要以一天的頭暈目眩為苦。我已經承蒙陛下提拔，讓我做了侍從的官職，朝廷的治亂興衰，都和我的榮辱有關，因此我不敢回避越級進諫的罪行而忘記規勸陛下的大義。請求陛下深入思考我的言論，作為自己的警戒，那麼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這封上書是前面所上書內容上的反復陳說，而用語更加尖銳，用心更為良苦。大概王安石對當時危急的局勢更加恐懼，不能坐視不管，而宋仁宗還是可以做些好事，于是就希望他或許可能施行一些改革。然而仁宗已經老了，更沒有能力，不到兩年就駕崩了。
（考異四）邵伯溫的《聞見錄》中說︰“王安石任知制誥，一天在賞花釣魚的宴會上，內侍分別用金盤盛著魚餌放在幾上，王安石把它全吃了。第二天宋仁宗對宰輔說︰ 王安石是個詭詐的人，讓他誤吃魚餌，吃一粒就算了，他全吃了，真不盡人情啊。 于是常常不高興。後來王安石在自己寫的《日錄》中，厭惡鄙視這些皇帝，尤其是宋仁宋。”蔡上翔說︰“做臣子的侍候皇上賞花釣魚，皇帝離得很近，朝廷的大臣也在一旁。不過是釣餌，內侍既然用金盤盛上來了，而人們都知道這是釣餌，哪里會誤給了王安石吃而又被天子親眼看到呢？而天子如果真的看到了，而一定要等第二天對宰輔說這事，難道他害怕王安石而不敢說嗎？並且還從此 常不對他高興 ，又是什麼原因使他這樣隱忍呢？況且這是釣餌，王安石既然知道它錯了，還非把它全吃了來行詐，他的詐術在哪里？皇上也一定要等他吃完了才知道他詭詐，這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此不滿意臣子，臣子也因此很怨恨皇上，以至于後來寫《日錄》， 特別輕視宋仁宗 ，何邵誹謗人，怎麼到如此地步呢？！“按蔡上翔的反駁，可以說如快刀斬亂麻。這類小事，本來不值得分辨，之所以要抄錄下來，只因為王安石這樣純潔，而誹謗他的人以“詐”來誣蔑他，那麼即使他有善言善行，都要被這一個“詐”字抹殺了！天下還有公論嗎？
考異五）在熙豐年間，整個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過不去，而從來沒有詆毀王安石人格的。如果有，那就是從後世所流傳的甦洵的《辯奸論》開始的。他說︰“誤導天下蒼生的，必定是這個人。”說︰“他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說︰“口中誦讀著孔子和老子的書，身上履行著伯夷和叔齊的操行，收羅和招集起追求名聲的人物和不得志的人，與他們在一起制造輿論，私自標榜。”說︰“陰險凶狠，和一般人的志趣大不一樣。”說︰“頭發像囚犯，臉色像家里死了人，卻大談《詩經》《尚書》。”說︰“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幾乎都是大奸大惡，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難听誹謗的言語，什麼都說了。近代李穆堂才考評它的虛假，他在《書〈辯奸論〉後》說︰甦洵的《嘉 集》十五卷，原來的版本看不到了，現在流傳的版本中有《辯奸》一篇，世人都因這篇文章 說甦洵對王安石誤國有先見之明。這些話最早見于邵氏的《聞見錄》中，《聞見錄》編于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到十七年（公元1147），沈斐編的《老甦文集附錄二卷》，其中記載有張方平所寫的墓表，里面也提到辯奸。還有甦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文，專門說辯奸的事。私下以為這三篇文章 都是偽托之作。從當時的情形來考察，許多地方不能吻合。按《墓表》所說，嘉 初王安石名聲才大起來，他的朋黨權傾當時。他的《命相制》說︰“自有人類以來，只有幾個人。行為言語，快要達到聖人的程度。歐陽修也稱贊他，勸先生與他交往，而王安石也願交往先生。先生說︰我了解這樣的人，他是那種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為天下的禍患的。”而《聞見錄》敘說辯奸的起因，與墓表相同，如果是引用的，就應當明說是墓表上所說，不應當做為自敘的語氣；如果是未經商討而意思契合，那也不應當詞句都一樣。考察王安石在嘉 初年，還沒有被起用，黨友也很少。嘉 三年，才授以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變法並沒有施行。第二年命令他編起居注，上書了八九次，才授予他制知誥的官職，不久得罪了執政者，于是借母親的喪事而離開，整個英宗時代多次召他不來。這里說嘉 初他的朋黨權傾一時，也太有誤了。將王安石當做聖人的，是宋神宗，讓他主持執政，是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而甦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後面的事是他所沒有听說過的。（中略）像那些收召貪圖名利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輿論，將自己比做顏淵、孟子這樣的話，在《宋史》王安石的傳以及王安石的集中都沒有這樣的事。王安石在執政之後，或許有依附他的人，而甦洵已經去世，怎麼能知道。甦洵所見到的王安石，官職小而且處于偏遠之地，並沒有號召人的能力，我不知道他所說的貪圖名聲而不得志的人是指哪些人。人如果做壞事，必定對自己有好處才去做，王安石生平，自認為是皋陶、夔、稷、契，給多大的好處都不理會，給多大的官也不改變志向，這是天下人都相信的，那他為什麼要為奸呢？他見到大宋長時間形成的衰弱狀態，憂慮不可終日，而公卿大臣們，如同堂的燕雀，安閑地自以為沒有什麼事，他不得不出來擔負天下大事，而又幸好遇到有作為的君主，于是就毅然地與皇上一起改變制度和風俗，力排眾議而開始施行。這都是為了改國家的弊端，尋求萬世的安定，沒有絲毫自私自利的想法，即使他的方法不好，而心意是可以原諒的，怎麼會有奸呢？又說︰我小時候讀俗刻本《老泉集》，曾在他的《辯奸論》後面寫過，盡力分辨這是不是甦洵的文章 ，看到的人半信半疑，想得到宋代的版本來參考，而尋求了多年，沒有得到。可能馬貴和《經籍考》所記載的甦洵的《嘉 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版本不稱“嘉 ”，書名既然不同，又多到二十多卷，肯定有後人的偽托之作混入其中。最近得到明代嘉靖壬申年太原太守張鏜翻刻巡按御史灃南王公家藏本，它的書名和卷帙，都和《經籍考》一樣，而文章 中並沒有《辯奸論》，于是更相信那是邵氏的偽托之作是確定無疑的了，又嘆息邵氏雖費盡心機，卻沒有達到目的， 凡是假的沒有不敗露的。
我看李穆堂的這篇文章 可以說是光照萬物，什麼東西都不會要顯露出來。蔡上翔引申了這些說法有數萬字，確實證明了《辯奸》和《墓志》是偽托之作，更令人稱快，因為它內容太多這里就不引用了。甦洵不是聖人，即使是他曾作了這篇文章 來誹謗王安石，又怎麼能成為王安石的缺點，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永遠也成不了真的。邵氏這些人，因為誹謗王安石而誹謗甦洵，他們鬼怪般的丑態，我實在不想推想，只恨後世編寫史書的人，都將這些假話當做史實，于是這沉沉的冤獄，就千古不得伸張了，我又怎麼能停下來不說呢！
（考異六）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中說︰治平年間與客人在天津橋上散步，听到杜鵑的叫聲，心里悲痛不很高興的樣子。客人問原因，說︰“洛陽原來沒有杜鵑，今天才有，有所預示。”客人說︰“那是什麼呢？”先生說︰“不到兩年，皇上將有南方的士子為相，多舉薦南方人，專門用心于變革，天下從此將多事了。天下將要大治時，地氣是從北向南；天下將要大亂時，地氣是從南向北。現在南方的地氣到了。”這篇文章 也見于邵氏《聞見錄》，而朱子采用了。它的內容荒誕低俗，不值得有識之士一笑。邵康節能預見未來，而杜鵑也能預見未來嗎？可能是當時的小人，恨王安石已經到了極點，而他們都有崇拜的人，于是托他們所崇拜者的言語來增加自己的分量。這就程頤三次被拜謁而不見、甦洵的《辯奸》、邵康節的听到杜鵑之聲這些事的由來。在《宋史•司馬光傳》中，提到宋神宗問司馬光︰“現在的丞相陳升之，外面對他的議論怎麼樣呢？”司馬光說︰“閩人狡猾陰險，楚人太隨意。現在的兩相丞相都是閩人，兩個參政都是楚人，他們肯定要薦舉自己的同鄉，天下的風俗，怎麼能變得樸實呢？”這種話淺陋嫉妒，稍知大體的人，都不會說出口。是司馬光果真說了這話，還是別人假托是司馬光所說，不能斷定。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小人，他們的南北門第觀念很重。王安石以南方人的身份突然做了丞相，北方人就嫉妒。這就是在天津橋上听到杜鵑聲這種說法的由來。而這些荒謬言語的流傳，一直到了今天，變本加厲，成了兩地的界限，而妨礙了國家的統一，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