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 【 但訖事後 「訖」，原誤作「說」，據諸本並朱文公文集卷四九答王子合書「但訖事之後」語改。】 田稅均齊，田瑞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于長安，不知當時是幾個土封底工夫， 【 不知當時是幾個土封底工夫 朱文公文集卷四九于「幾個」上有一「費」字。】 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荊公，而指為戰國縱橫之學也。?而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眾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佑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眾者，非從眾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荊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其說卻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