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甦子曰︰“《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 番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于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此，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
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于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曾⺧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糸 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于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于曾⺧子，而不忍于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于仲尼之門，況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曾⺧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于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余，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後世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大復始也。
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 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奸。故曰︰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于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並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恥于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
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跡，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于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于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
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後太子從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只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卻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于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後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疏乎？
或曰︰呂後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後之年，當死于惠帝之手。呂後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佷。惠帝既死，而呂後始有邪謀，此出于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
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並，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杰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
蓋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幸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其功，輕為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
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
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于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
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
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將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于為王者也。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己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于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于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勛。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于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藉之也。
陳賈問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于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余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良人。三鄉一帥，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
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于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于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于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嘩，晉師大駭，卒以得志。
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範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範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 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于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于寇讎，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于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為國之強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範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于範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于死，而不免于惡名，則範文子之智，過于趙宣子也遠矣。
【孫武論上】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于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
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于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听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于用，而難于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于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
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變詐汩其外，而無守于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于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于寶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于利也。夫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
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于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于貪，而自居于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于勇，而自居于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于詐，而自居于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于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于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
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將。天下之勢，莫大于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賊，亦不在于敵國，患在于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仇，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
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並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于孤窮之中。至于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余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者？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鳥喙蝮蠍，皆得自效于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雍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雍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
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于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于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于民，所得于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並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墜名城，殺豪杰，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于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于使之知愛其上而仇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于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于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于廟，使其利不在于殺人。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于安居之中，而休之于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于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于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余不足數者紛紜于天下。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眾，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
昔三子之爭，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于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
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于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于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于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于聖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子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蓋嘗求之于六經，至于《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爭于毫厘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于《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于《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
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而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食舌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食舌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于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