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旨十八首
【易或問〈景 四年〉】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常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順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為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佔辭也。佔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佔也。”
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 之，吉無不利。’其《系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于天乎？其兼于人事乎？’”曰︰“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于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于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于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雲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雲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雲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于《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于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于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于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跡之在物者，則據其跡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于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于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
或問曰︰“今之所謂《系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于孔子，而相傳于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石 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範寧亦雲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
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 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 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 真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 ，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 。”《谷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 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谷》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
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 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眾鳥皆退，豈獨退 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 ，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 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 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 飛之際，是宋人次于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 乎？《谷梁》以謂石後言五、 先言六者，石、 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于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鴝鵒來巢”不書幾鴝鵒，豈獨謹記于石、 ，而忽于麟、鴝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于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曰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
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于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于是，而禍福于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
《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啟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弒，《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
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于其成乎！故二《南》牽于聖賢，《國風》惑于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于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頌》昧于《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舍，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闊廣{宀遂}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雲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于紂焉。則二《南》之詩作于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跡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于《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于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跡之始也，列于《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于變《風》，則文王之跡殆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跡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于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後妃之號。夫後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雲爾。考于其詩，惑于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絕于《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遍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跡息矣。
《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于《衛》後而不次于二《南》，惡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于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雲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于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雲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于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于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雲哉！而明《詩》者，多泥于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于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
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丑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雲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雲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于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雲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于齊，其理然也。土地雲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雲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
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跡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于《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于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雲。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眾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于文王，而《雅》、《頌》雜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于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眾人，眾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于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于《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雲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雲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減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于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雲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于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 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系之邶，或系之 ，或系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系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
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于樂。于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
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 、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眾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 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 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 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つ木》、《螽斯》、《桃夭》、《兔 》、《 苡》，皆後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後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隻》、《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В有梅》、《江有汜》、《野有死 》，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訟，《何彼 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 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 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至于《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後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于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于《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于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台》、《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于眾篇所述德化之盛，皆雲後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後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于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吳季札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後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雲“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己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于詩文理易通，而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舍簡而從迂，舍直而從曲，舍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人之意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 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則于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
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 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以為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
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 》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風》耳，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為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來獻其琛。”《 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于《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為伐齊，取谷。《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減項，反見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曾⺧，齊侯來會，謀救曾⺧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
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荊，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餃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荊及群舒者，亦謬矣。由是言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魯而求助于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于《春秋》矣。
《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疏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于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與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于《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隋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