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政令寬大，一時輔翌大臣，皆忠正有遠略。嘗見梁文莊詩正掌戶部時上疏稿，核計度支盈絀，如在指掌。略言︰“每歲天下租賦，除官兵俸餉各項經費外，惟余二百余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今雖府庫充盈，然乞皇上以節儉為要，慎勿興土木之功，黷武之師，以為持盈保泰之計。”當時人皆咎其言利。至嘉慶初年，河水屢溢漫口，川、楚教匪用兵九載，國帑為之告匱，始服公之遠識預定于五六十年前也。壬辰、癸巳間，純皇帝以八旗火器未備，因建營于藍靛廠間，欲令鳥槍兵丁皆攜家往住，以便演習。舒文襄公上言︰“火器為國家要務，不可使盡居城外，以致內城無備，倉卒用之，難以立至。”上從其言，因分為內外二營。至嘉慶癸酉秋，林清之變，有賴內營火器，始能即時撲滅。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賈販綢緞往新疆，皆令官與之平準，而命其攜銀以歸，不許私置貨物入關，以干禁令，蓋預防內地銀兩有所虧缺也。又乾隆庚子，上以天下殷富，乃議改綠營名糧。名為公費，而招募樸實其額，以為足兵之計。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希上意，乃改巡捕五營之制，天下督撫因而議行，歲糜費國帑三百余萬，國用因之不足。甲戌春，今上從廷臣議，始復舊制。若三公者，可謂謀慮深遠，得輔相之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