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捐輸之例，層見疊出，無識者流，乃竊竊憂之，以為此風不止，必有礙于科目，且恐將來廢科目之說，或由此而開，則斷斷不然。捐輸自捐輸，科目自科目，不能舉一廢一，且恐轉瞬即有停捐輸之事，而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客不聞乾隆初有廢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雲︰“科舉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已深，僥幸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贗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佔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余，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雲雲。奉旨飭議，時鄂文端公為首相，力持議駁雲︰“謹按，取上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學，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于時文。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佔，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雲‘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祗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甦軾有言，觀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責實。蓋能責賓，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言剿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于口、筆之于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為然？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于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余，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為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 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于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為文，雖曰小校，而文武干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為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雲，數月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核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為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實用？何一不可見之于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听于是，軍旅謀于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蒞官之後，盡反所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
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即詩賦亦未嘗盡廢，至于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于文義多致面牆。其余若《三傳》科、史科、明（原誤為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原作無）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縴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幸，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于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為也。
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奉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