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選舉，雖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文學異等諸科，天子臨軒親策之制，初亦由于丞相、列侯、州郡所薦，與本朝鴻詞制科相同。若付主司憑文取人，命之曰進士，則始于隋唐之世也。然其科目甚多，非必靳靳一局，猶存吾黨四科之意。才氣肆贍者，有身言書判科；野處岩棲者，有樂道不仕科。其專主于章句者，惟進士一科耳。進士之科，始于隋煬帝大業二年，至唐之時，已有浮靡無用之論。宋世因之。司馬光復有請設十科取士之法，亦未專重于章句。其專重進士，專以王氏之八比文取人材者，實自勝國成化之世為始。數百年來，士夫非科目不能進身，非八股文不能科目。苟有班馬之才，孫吳之略，不由八股之學，則群相詆訕，斥為粗官，轉成終身之辱。是以士自束發訖于成名，只須習熟講章，摹擬墨套，此外不須一涉。且防誤入子史一詞，致成疵累。雖有世家大族，芸編插架，只供作陳設，與鼎彝瓷石，同為美觀，相戒毋敢寓目。一旦得志成名，以為讀書之事畢矣。王應麟為宋末大儒，嘗言︰“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漫不加省，非國家之所望于儒生也。”在宋末舉業已如此，況後之以八比為舉業者也。黃南雷曰︰“流俗之倫，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于君盡者矣。苟不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乃大有事。”卓哉斯言，可以深慨也。本朝初年，用人不次，故八旗科目，時舉時停，深恐習染虛浮，不崇實學，雖翰林學士，不必盡由科目陟階。而其時人材蔚然，實有偉器，即漢籍中高士奇、朱彝尊輩，亦何愧于八比之土。且文物之盛，盛于制科，制科之盛，盛于數布衣、例監而已。乾嘉以來，士風漸以科目相尚，翰林史職亦不能更以他途進身。斯所以八股之學益專，博涉之志益替。甚至科目出身之官，雖有懵然不解時務、不達典章，亦必群相見諒，曰“讀書人固應恕之”，與古人通經致用、讀書明理之論，大相背矣。
舊制︰第一場書藝二篇，經藝一篇，如未通經者，作書義三篇；第二場論一篇；第三場策一道。順治十一二年鄉會試，改為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二篇；第二場論一篇，判五條；第三場策三道。順治十四五年鄉會試，又改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四篇；第二場論表各一篇，判五條；第三場策五道。康熙二年，停止八比書藝經藝，改鄉會試為兩場，頭場策五道；二場四書論一篇，經論一篇，表一道，判五條。八年，仍復舊制。乾隆二十二年，易表以時，而去論判，且移經文于二場。二十三年，復于第一場增性理論一篇。四十七年，始改今制，頭場四書八比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題目皆由欽定；二場五經八比文五篇；三場策五道。愚按五策果能條對切實，亦可征其學問。所惜主司去取，皆以第一場四書文為鵠，他藝概置之不論。策論將原題所問，竄為所答，改歟字為也字而已。蓋中式後進呈者，惟四書首藝。闈墨之刊刻者，亦只首藝。其余文字，皆束置如棄，雖有磨勘，亦屬具文。合場士子萬人，縱有一二條對策問，主司輒恐征引出于臆造，憚于考定；又恐斷章取義，全文或涉忌諱，轉致棄之不錄。是以士子相戒悉以空文敷衍而已。
又考順治十四年正月，諭令此後停止八旗考試例。康熙二年，以八旗生員無上進之階，特準鄉試一次，取中滿州舉人二十一名，蒙古十七名，漢軍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錄用，未取中之生員悉除之。次年八旗亦無會試。六年九月，復命八旗與漢人同場一例考試。八年鄉試，滿蒙共取十名，漢軍取中十名。十五年復停八旗考試例，至二十九年重準舉行。三十二年議準鄉試增滿蒙舉額六名，漢軍三名，會試額滿蒙取中七名，漢軍取中四名。三十五年、四十一年又遞廣八旗鄉試中額，滿蒙七名，漢軍四名。嗣後又改為臨時奏請，不限成額。
考唐宋設科之門甚多，故謂之科目。今則專設進士一途，是有科無目矣。古人最重制科，中在四等者，尚可比于一甲進土。而進士又有四甲、五甲等第，朱子即五甲進士出身，見于圭封亭題《紹興十八年題名碑》。以文公之學，且中在五甲，則制藝去取之憑，又安在也。其題題名碑雲︰“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未免落孫山。”
又《隨園隨筆》雲，李贊皇不喜科目，曰︰“好騾馬不入行。”金衛紹王不喜進土，曰︰“高延玉人材非不佳，可惜出身不正。”以其中進士故也。此故高其技者與深惡進士者，通是一病，傳曰“有所好惡，則不得其正”是也。
又雲，汪伯彥未第時，開館于王氏。秦檜當國，專以王氏新經字學取士。吳敏為蔡氏所薦，執政于靖康時，故亦崇奉王氏。安石學術之謬，甚于政事，如禁人讀史漢，以子雲、馮道為得聖人之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