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之科，至本朝入仕，為最捷之徑。得之者夸耀傲睨，以為舍八比外無文章，舍進士外無人物；鄙之者摘疵索垢，視如土苴，皆失其正也。或曰︰前明四等生員，謫為典史，猶以為辱，奈何今日生員，望升斗如拾百級之難。此言不知從何而肇，聞之者亦莫敢以辯。蓋明季廩生，四等黜為典史，增生黜為民，或因典吏而誤為典史歟？否則豈有進士僅官推知、評博、中行，生員乃敢以一命為辱哉！宋季進士初授止于丞尉。唐進士試吏部不中，仍一布衣，求丞尉而不可得。方今海內板蕩，執政者宜急收羅英俊，以安王室，勿更泥于專用正途為言。要知劉表立學校，作雅樂，非不為美，史官何以譏之？譏其作不急而昧于時務也。學校猶不足重，況今之八比耶。因擇《日知錄》數則以證之。
一曰︰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故謂之員。明初諸生，無不廩食于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日拾廩膳，听于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以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宣德年，定為之額，如廩生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久之，乃號曰附學，遂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按此，是每邑學額只有此數，非每科即取此數也。
一曰︰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為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為吏。成化四年五月，議準革去附學生員而不果。宣德三年三月，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罰充吏；六年以下者，追還所給廩米，黜為庶民。宣德四年，天下生員已三萬余人，即有病其太濫者也，故有是令。
一曰︰考《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繁縣尉判，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士之及第未便釋褐，尚有試吏部一關，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今則二甲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貴之太驟也。
一曰︰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其中之惡劣者，一為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群，投牒呼噪，崇禎之末，開門迎賊，縛官投偽，幾于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如此。正統十四年六月，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輕罪充吏；若犯奸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人，發國子監充膳夫，各布政司人，發鄰近儒學充齋膳夫。
一曰︰《舊唐書》，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二人。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以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習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不敢當，今以生員而冒呼秀才，何也？
一曰︰明初洪武四年，以秀才丁士梅為甦州知府、童權為揚州知府。十年十二月，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二十年二月，以孝廉李德為應天府尹。此皆闢薦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皆非也。
一曰︰舉人乃舉到之人，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一曰︰下第舉人猶令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人間者。正統十四年，節省京儲，始放回籍。其放肆無恥者，遂干謁靡所不為，已見于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于末年，則挾制官長，武斷鄉曲，崇禎中乃命巡按御史考察，已不可返矣。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于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為“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宋政和三年五月，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儀郎徐 “賜進士出身”，于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一曰︰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之科，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謂之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非也。
一曰︰唐制天子自詔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如賢良方正直言敢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天子巡狩行幸，封禪泰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不為無得也。宋朝初年，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治達于教化，凡三科。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典墳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堪為將帥等六科。天聖中，又置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非工商雜類，並許奏薦，或于本貫投狀乞應。高宗時，並有博學鴻詞科。
一曰︰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釋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于吏部無成，十年猶布衣。且有二十年不獲祿者。《文獻通考》言，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泰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為異數。
一曰︰今科場之病，莫甚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所習本經四道，而本經可以出題者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于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僕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檐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後，少年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余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禮記》、《內則》。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並《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顧命》、《康王之誥》、《文王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成之，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人才，有甚于咸陽所坑者也。其擬題一則，言之尤詳，惜詞費不及盡錄，其意總以士子知難而攻苦必多，攻苦多則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者自少，士習可漸歸于正矣。
一曰︰今之經義，始于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 等為之。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論王氏章句，而不解經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徒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後並學究而非也。此法不變，則人才日消矣。趙鼎曰︰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乃覆局之臣，猶托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愚按國家用人之道，固應器識而後文章。詞藻雖美，士行不飭，又安望其忠君澤民，有所設施。黠者矯情以獵 無仕，劣者恃勢，肆意放行，世道詐偽，里選不可復舉矣。是宜廣設科目之涂，以收賢俊，未可以四海之才，局于一轍。又必慎其發軔，先由州縣官察其鄉評，學校官考其行跡，然後再行送考。若居鄉不循矩 應事專尚巧偽者，概不準其應試。如此設置科條，庶乎少床僥幸之志，以長廉毅之風，俾在上者得于賢中收才，不于文中失士為允也。朱子曰︰科舉雖中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邊工夫。顧寧人曰︰用八股之才而使之理煩治眾，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熊文端《邇語》曰︰若科目果可得人，程朱該是狀元。袁簡齋比八股文字為俳優之不如，是說未免太激。若持平之論，吾必以天下英才，或俯首就範以科目出身，非科目之外必無英才也，《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于韋布。在宋季科目之廣，士且恥于由此進身，況限于一科而已哉！是以明季士風最下，有由來也。
又按康熙己未，詔試博學鴻儒之科。上諭取前代制科舊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職晉上第授尚書郎；唐制高等特授尊官，其次等﹝予﹞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為五等，其第一、二等皆不次之擢，三等始為上等，恩數比廷試第一人，四等為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五等為下等，賜進士出身。制科之貴重可見矣。毛奇齡《制科雜錄》中，考之甚詳。
又按《明史》︰每歲天下按察司選生員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監考留。會試下第舉人，入監卒業。堂宇宿舍，飲饌澡浴，俱有禁令；省親、畢姻、回籍有限，違者謫遠方典史或充吏雲雲。此乃貢生入監肄業，如今之拔貢、歲貢考滿授職之例，非州縣生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