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端恪公甫通籍，有上孝感熊座師書，請黜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孔廟從祀。其議象山謂︰“《六經》皆我注腳一語，非聖背經，狂妄自恣。”其議白沙謂︰“靜坐養出端倪，的系禪定一派。”至陽明之學，則以謂︰“原于象山，而猖狂過之；似乎白沙，而詭譎為甚。若當孔子，難逭兩觀之誅；如遇孟子，必在放距之列。久竊從祀，萬萬不可。”其辭而闢之，尤為不遺氣力。當時孝感得書，不知若何作答，特未見其有厘正從祀之疏耳。康祺竊考端恪之學，其始浸淫禪窟，則幾與姚江之末派相同；其繼師應潛齋，友沈士則、凌嘉印，則宗旨尤與陸王為近。即誦法朱學，漸悔前非，其時年僅三十余，亦不必衛道如是之嚴，論古如是之刻。豈程朱陸王，果如苗莠雅鄭，勢不兩容，必焚其書而鏟其名，乃足為紫陽之功臣歟？且靜坐二字，似不始于白沙，何以一養端倪，便成禪定。末學淺漏，向讀陸清獻書而疑之，讀端恪書而疑益甚矣。（按，白沙不無遺議，象山未可厚非。若陽明則宏才碩學，偉績精忠，比肩漢葛亮，接踵宋天祥。彼自獨有千古，本不借兩字良知，分孔廡特豚之饗也。乃謂其功業不過杜預，學術甚于安石，門戶之論，豈可謂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