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恢垣吏部曰︰“《大學》、《中庸》二書，表章自二程子，朱子為之章句，始並《語》、《孟》為《四書》，戶知之矣。按《中庸》一書，《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又戴氏《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司馬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見陳氏《書錄解題》，均在二程之前。是不過因程、朱而顯，非程、朱始能表章也。宋鄭景望《蒙齋筆談》闡發尤顯，其論韓退之、李習之二人優劣，謂退之《原道》出于《大學》而未至，習之《復性篇》出于《中庸》而不膠。其論曰︰‘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其言固深切著明矣。按︰景望為徽宗時人，距二程稍後，而斯時三黨相軋，程子之說未行。《筆談》中所引文、富、杜、王諸公逸事，絕不及二程，且其言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之言禪是也’，又言‘老子正今所謂禪者，但名不同耳’，是以三教歸一為說，與程子迥殊，豈肯襲其言者？則此亦有識皆同之見，無容恃為絕學也。又按︰《論語》自漢已立博士，而《孟子》一書雖有注疏，實表自王荊公，而甦轍《孟子解》、張九成《孟子傳》、余允文《尊孟辨》，皆在朱子之前（石糸京《中庸輯略》亦在朱子前，序所雲‘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曰輯略者’也）。今人第知《四書》為朱子之功，不知《集注》而外，諸家尚不可勝數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