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國朝自莊廷金龍、呂留良、戴名世連興大獄，文字之禁極嚴，內外士夫罔敢談國故者。予來京師，七年之間，經甲午、戊戌、庚子三大變，私嘆史官失職，起居注徒戴空名。歷朝纂修實錄，館閣諸臣罕載筆能言之士，但據軍機檔冊草率成書，凡一切內廷機密要聞，當時無人紀述，後世傳聞異辭，家自為說，遂失是非褒貶之公。俯仰三百年廟堂擘畫之勤、將相經營之苦，慨然于弓髯喬木之感，未嘗不戚戚于懷也。

    同時在京好談掌故者有汪舍人穰卿、冒郎中鶴亭，詢其著述，秘不肯示人。其出而問世者，多不脫小說余習，外此更無聞焉。甚矣，史才之不易也！

    予趨職之暇，時有所紀，久之遂成卷帙，大約見而知之者十之七八。士非憂患不能著書，不經亂世亦不能盡人情之變。予忝負言責，綆短汲深，自愧無絲毫補濟，安敢自托于古人憂患著書之旨？聊存此篇，備異時史官采擇，庶為惡者知所戒而好善者交勉。人情變極思遷，亦轉移風氣之一道也。自辛亥三月，予攜此稿辭職出都，不半載而武昌亂作，欲再行賡續，而東西竄走，交游斷絕，四方音問不通，遂長為山中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