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以來談經濟者以鹽、漕、河為三大政，魏源、包世臣尤津津樂道。自淮南北試行票鹽而鹽法變，海運通、鐵道暢行而漕法變，河決銅廂改道北行，兩河形勢亦隨之而變。書生紙上空言，證之今日，無一合者。票鹽初興，商人獻五百金即領一票，既獲利，輾轉私售，票值萬金。頃歲捐輸重，私梟橫行，鹽價增派無已。始時值萬金者，貶十之六七猶無人過問，場岸皆疲敝矣。湯壽潛作《危言》，欲解馳鹽禁，計口征稅，事極可笑。後罷官家居，中旨徑用為兩淮運使，辭以母老，願終養，豈亦自知其難耶？北人仰給南漕，或雲罷轉輸，盡征折色，招商運販，歲增國帑可二三百萬。張之洞任封圻數十年，更事多，尚為浮言所動。及庚子亂後，朝廷毅然行之，未獲絲毫羨利。京通十七倉，半歸廢毀，江浙留百萬石起運（江甦六十萬石、浙江四十萬石），僅敷支銷。國無一年之蓄，脫有變，南北阻隔不通，京師可坐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