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變法，必有一攬權專斷強有力之人主持其間，如秦之衛鞅、漢之王莽、宋之王安石皆是也。主持者一敗，其勢立轉。獨光緒變法與前代不同。張之洞提倡報館，力主廢科舉、辦學堂、派學生出洋，張百熙繼之，諸新黨半出其門，炙手可熱，傾動一時，而二張則既死矣。袁世凱倡議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丙午提兵入京，大亂官制；端方搜括民財，肆意鋪張，學堂、報館、警察、新軍，糜費不知凡幾，而袁、端則既罷矣。宣統初年，在朝並無一貴幸大臣能以權力主持變法者，其余附和諸奸若李家駒、汪榮寶、吳廷燮、曹汝霖、董康之流，皆阿附取容，一旦不用，取而棄之如孤雛耳。新政之害，已情見勢絀，督、撫知之，政府知之，攝政王亦知之。京師官三五雜坐，莫不Л手叱罵。其實罵新政府者無一非辦新政之人，即無人不享新政之利。游東洋歸者罵留學生，而鑽營求差自若也；在學部當差者罵學堂章程，而擬稿批呈自若也；在法部當差者罵新律，而援引听斷仍自若也。舉一國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妖由人興，事極可怪。當世凱去位時，幕客代擬疏謝恩，中有“屬當憲政垂成之時，正值兩宮升遐之日”二語，世凱大懼，急取筆涂去“憲政垂成”四字，易以“庶政待理”，乃知立憲一事並非世凱本心，不過藉以翻亂朝局，既罷則防後禍，不敢以此自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