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
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听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行﹞，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谷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
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
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 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義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強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眾，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眾，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強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
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強，肯為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眾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強弱不敵，眾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強則奮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卻軍還眾，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後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後議，進不過強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強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瀃oΓ晃渫醪恢鋝 模 癲喚砸 觶晃何暮釷蕉胃贍局 蹋 汗 喚糟孛擰Ｓ紗搜災 恢鋃 櫻 牘 嗖喚圓皇恕︰臥潁殼⻊ 校 慫 荒 病７蛉慫 荒 刮 荒蓯谷埃蝗慫 鏌越 荒蓯怪埂Ｈ輝蛺 鋃 櫻 摶騍痘 丈蔽薰賈 瘛Ｉ臀薰Γ 蔽薰跡 鈾 且病Ｌ 蔽薰跡 郵侵 院 又 跎蔽薰家病７蛑床皇甦擼 幢賾姓 鏌玻 鎦 Ｈ緋鍪宋從泄Γ 仙橢 可托牘Χ 櫻 ４ 鋃 Ｊ固 簧統鍪宋從泄χ 耍 蚱渲鋝皇宋從凶鎦 瘢 且玻歡 郵侵 籩 砸病 br />
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驕，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
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舍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捫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 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之﹞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奸而誅之，子思不以奸聞，而厲伯以奸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
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奸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听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奸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奸，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是﹞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奸，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聞﹞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奸，如何？
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奸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奸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奸，奸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奸，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餃，見馬且奔，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奔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奸”；不言﹝不﹞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
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奸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奸，非也。奸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止象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奸。韓子謂之奸，失奸之實矣。
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奸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奸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奸者；使法不峻，民多為奸。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雲求奸而誅之。言求奸，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奸。韓子之言，與法相違。
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閼，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奸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奸，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劫不求臣奸，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奸，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譯文︰
韓非的政治主張，是明確法令尊重功績。即使是賢人，對國家沒有好處也不能給予賞賜；即使不是賢人，只要他對國家治理沒有害處也不能施予懲罰。講求功績注重賞賜，使用刑懲。所以他評論儒家，說他們是“不耕種就享受”，把他們比喻成一種蛀蟲。在評論儒家有益無益的時候，又把他們比喻成鹿和馬。馬像鹿的值千金，天下有值千金的馬，沒有值千金的鹿，因為鹿沒有用，而馬有用。儒者像鹿一樣，有用的官吏像馬一樣。
韓非知道用鹿、馬作比喻，卻不知道用帽子和鞋子來作比喻。假使韓非不戴帽子，只穿著鞋子來拜訪，我會听從他責難儒家的話。要是把帽子戴在頭上而站在大堂中，忍受沒有好處的裝飾，多做了件無用的事情，說的與穿戴相違背，行動與主張相反，我因此要指責他的說法而不采用他的政治主張。煩勞人體，對人體沒有好處的，莫過于跪拜。假使韓非踫到人不拜，見到君父不下跪，未必對身體有害。然而對尊者和雙親一定要跪拜，這是很重要的禮義，不能違反。所以禮義在自身，身體不一定就肥；禮義不在自身，身體不一定就瘦而變得衰弱。如果說對身體有好處，禮義不如飲食。假使韓非子在君父面前接受賜給的飲食，不拜就吃，能這樣做嗎？跪拜，是禮義的表現，並非對身體實際上有好處，然而韓非始終不違反它，這是因為人不能廢掉禮義來貪圖對身體的好處。儒生講的是禮義，耕戰講的是飲食。重視耕戰而輕視儒生，是拋棄禮義找飯吃。假使禮義被廢掉，維持統治秩序的禮法就會被破壞，上下關系一片混亂，陰陽二氣也會錯亂，天晴下雨違背時節，五谷沒有收成，于是老百姓餓死，農民無法耕種，士兵也無法打仗。
子貢要取消告朔的活羊，孔子說︰“端木賜，你愛那羊，我愛這禮。”
這是說子貢痛恨浪費羊，孔子不願意廢掉禮。原以為舊堤防是沒用的而把它拆掉，肯定要遭水災；認為原有的禮義沒幫助而把它取消，肯定要有災禍。儒者活在世上，就是維護禮義的原有堤防，有他們看來沒有好處，但要沒有他們就會帶來損害。學校的設立，自古就有，由于尊重禮教，所以設置官吏專管教育。官吏不能廢掉，禮義也不能拋棄。儒生是掌管禮義的官吏，認為沒有用處就廢掉他們，這是拋棄了禮義。禮義對于人不產生直接的具體效果，但有具體效果的事情都要依靠禮義來完成。就像腳踩著路行走，踩著的路，要靠沒有被腳踩的地方才能存在；人的身體要靠手腳才能行動，然而行動要靠不動的身軀才能活動。所以一件事或許看來沒有好處而好事卻要靠它，一件事或許看來沒有直接效果而有直接具體效果的事卻要依靠它。儒生，耕戰必須依靠他們，要是拋棄而使他們不存在，那怎麼行呢？
韓非指責儒生，認為他們有害無益。大概是說一般儒生操行不好，舉止不重禮義，名義上是儒，行動卻和一般人一樣，用真才實學作幌子，而提出些有害的主張，一心想做官發達，所以值不得尊重。至于志向純潔，行為光明，不追求爵位、俸祿，拋棄卿相官位就像脫鞋一樣的人，才會居于官位處理政事，即使他們沒有建立功績，但卻是以推行禮義為事業的人。國家能存在的原因，是有禮義。老百姓不懂禮義，國家就要滅亡，君主就要遭殃。今天儒者的操行，是重禮愛義的，他們引導不懂禮的人，激勵沒有義的人，使人民變得善良，喜愛自己的國君，這也是很有好處的。“听說伯夷的作風，會使貪婪的人變得廉潔，軟弱的人樹立志向”；“听說柳下惠的作風，會使輕薄的人變得敦厚，心胸狹隘的人變得寬宏大量”。這是最高的教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段干木閉門隱居不肯出來做官，魏文侯很敬重他，坐車經過他居住的里巷時也要扶軾俯身表示敬意，秦軍听到這事，終于不敢攻打魏國。假使魏國沒有段干木，秦兵一進入國境，國家就有被滅亡的危險。秦是強國，打仗沒有不勝的。把戰爭強加給魏國，魏國必敗，三軍即使苦戰，也要血流千里。如今魏文侯向閉門隱居的人表示敬意，就使強大的秦國軍隊退卻，保全了魏國的領土，拯救了三軍士兵的生命，論功沒有比他更大的，論賞沒有能超過他的。齊國有節操高尚的人，叫狂譎和華士。二人是兄弟，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屈從別人的意志，不在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君主那里做官。姜太公呂尚被封在齊，認為這兩個人使齊國人士氣瓦解人心渙散，開了不為君主效勞的先例，就同時把他倆殺了。韓非贊賞這種做法，認為他倆留著沒有好處只有壞處。其實，狂譎、華士、段干木這類人，姜太公殺了他們，並沒有排除和得到什麼；魏文侯扶軾俯身向段干木表示敬意，退了強大的秦軍而保全了魏國，功勞誰的大呢？假使韓非贊賞段干木閉門隱居的高尚節操，那麼魏文侯尊敬段干木，就是對的；狂譎、華士的節操與段干木的節操一樣，韓非稱贊姜太公殺了他們，那就錯了。即使韓非指責段干木的操行，貶低魏文侯對他的尊敬，但段干木正以這樣的操行而使國家得到好處，魏文侯正以尊敬段干木的辦法而收到了功效，這可見韓非不獎賞功勞，不尊敬有益的人。
議論者中有人說︰“魏文侯到里巷對段干木表示敬意，秦軍因此不去攻打魏國，並不是法制的功效。這一功效是特殊情況，不能經常實行。雖然在保全國家方面有好處，也不值得重視。”那麼，法制的功能，指的是什麼呢？養活三軍士兵，明確賞罰法令，嚴厲刑法，富國強兵，這就是法制。考察秦國強盛，能因為你有法制就不攻打嗎？六國滅亡，都滅亡在秦國的軍隊。六國的軍隊並非不精銳，士兵的力量也並非不強，然而戰不勝，甚至于被打敗滅亡，這是因為強弱不相當，多少不一樣，即使明確了法制，那又有什麼用處呢？假使小孩違背了大力士孟賁的心意，孟賁發怒，小孩持刀跟孟賁對打，小孩肯定不能取勝，因為力量遠遠不如孟賁。要是孟賁發怒，而小孩講究禮節對他非常恭敬，孟賁才會不忍加害。秦國與魏國，就像孟賁與小孩一樣。魏國有法制，秦國肯定不會害怕，就象小孩持刀，孟賁不會躲避一樣。魏文侯到里巷對賢者表示敬意，不僅僅是小孩似的講究禮節畢恭畢敬。照理，力量弱小就該講究德行，軍隊強大就該發揚威力。秦國靠軍隊強大，威力無窮戰無不勝，卻撤回軍隊，不去侵犯魏國領土，是因為秦軍尊重段干木操行賢良，推崇魏文侯的禮義。看來，敬重賢者，是弱國的法制，這樣力小能得到強有力的幫助。說敬重賢者不是法制的功能不能經常推行，怎麼行呢？漢高皇帝議論想廢掉太子劉盈，呂後很擔憂，立即召見張子房來出謀劃策，張子房教太子用謙恭的態度去迎請四位受高皇帝敬重的白發隱士，並送給厚禮。高祖看見了他們，心中廢掉太子的意思就消失了，這樣太子的地位安穩了。假使讓韓非為呂後出謀劃策，上策不過極力勸阻，下策不過使用武力，以此來穩定太子自己的地位，實際是采取自殺的辦法，豈只是丟掉太子的地位！太子敬重厚待四位白發隱士來消除了高皇帝廢掉太子的想法，就像魏文侯到里巷對段干木表示敬意，退掉了強大的秦軍一樣。
治理國家的辦法，所積蓄的東西有二個︰一叫培養德操，二叫培植武力。培養德操，就是供養名望極高的人，以表示能敬重賢人；培植武力，就是供養力大的人，以表明能用兵打仗。這就是說文武都采用，德操武力都具備。戰事或者可以用高尚德操來感化，或者可以用強大武力來征服。外部要用德操來樹立自己，內部要用武力來裝備自己；仰慕高尚德操的人可以不戰而折服，抵毀德操的人由于害怕強大的軍隊而退卻。徐偃王修習和實行仁義，各地來朝見的有三十二個國家，強大的楚國听說這件事，就發兵滅掉了它。這是有德行，而沒有武力準備的人。可見，德行不可能單獨擔負治理國家的任務，武力也不可能單獨完成抵抗敵人的任務。韓非的政治主張不能培養德操，徐偃王的德行不能完備武力，他們二人都片面，各有不足。從徐偃王忽視武力而遭禍，就能知道韓非一定會因忽視德操而受害。
凡是人都稟受天性，清高、污濁、貪婪、廉潔，各有各的操行，就像草木各有各的本質，不能再改變一樣，狂譎，華士不肯在齊國做官，就像段干木不肯在魏國做官一樣。他們天生品行清高廉潔，不貪圖富貴，並非是當時痛恨社會，要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肯隨便做官。即使不殺這些人，這些人的品行也是不可能效法的。姜太公殺了他倆，韓非認為是對的，這是認為人沒有天生的品行，草木沒有各自的本質。姜太公殺了他倆，假使齊國還有像他倆這樣的人，肯定不會因為他倆被殺的緣故，就不保持自身的清高；假使沒有他倆這樣的人，雖然供養他們，他們的品行終究不會感化別人。堯不殺許由，堯時的百姓也沒有都在樹上搭窩居住；周武王不殺伯夷，周朝的百姓也沒有都隱居餓死；魏文侯到里巷對段干木表示敬意，魏國人也沒有都閉門不出。由此說來，姜太公如果不殺狂譎、華士二人，齊國人也不會都不做官。為什麼呢？因為清高廉潔的品行，是人通過努力不能做到的。人通過努力不能做到清高廉潔，那麼即使供養他們讓他們努力去做，也不可能使他們得到鼓勵而做到；如果人通過努力能夠做到清高廉潔，用殺人的辦法來禁止他們，是不可能使人們停止這種努力的。那麼，姜太公殺他倆，對于教化百姓沒有好處，白白地殺死了沒有罪的人。贊賞沒有功績的人，殺死沒有罪過的人，這是韓非不對。姜太公殺無辜，韓非表示贊同，這樣說來，韓非的政治主張是用殺死無罪的人了。
堅持不做官，未必有合適的罪名，姜太公就殺了他。如果出來做了官沒有功績，姜太公肯獎賞他嗎？獎賞一定要有功績才能授予，懲罰也要有罪惡才能執行。假使姜太公不獎賞出來做官而沒有功績的人，那麼他殺了不做官而沒有罪惡的人，就是錯的，韓非贊同他的做法，也是錯誤的說法。不做官的人，本性廉潔少欲，喜歡做官的人，本性貪婪多利。利益欲望在心中不存在的人，則把爵位俸祿看成像糞土一樣。本性廉潔，就會極其節儉，過分貪婪就會無止境奢侈。無止境奢侈，那麼他想要的連君位也在其中。考察一下，古代篡權叛逆的臣子，少有清白廉潔的人。本性貪婪，反而能立功；本性狂妄，反而能輕生。積累功績可以受重賞，過分奢侈會貪圖君位。姜太公留下“誅不仕未有罪之民”的作法而離開人世，所以齊國有陳恆劫持並殺害君主的災禍。姜太公的這個政治主張，導致了劫持殺害君主的作法。韓非贊同他的主張，這樣說來，韓非的政治主張也是導致國家危險和滅亡的。
周公旦听見姜太公殺了狂譎和華士，就指責這種做法不對，于是便親自拿著禮物去看望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就像狂譎和華士之類。周公旦以禮待他們，姜太公卻殺掉他們。周公旦與姜太公他倆的操行，誰做得對呢？宋國有個車夫，馬不走，就拔劍殺掉它並丟到溝里。再駕一匹馬，馬又不走，他又殺掉馬丟到溝里。像這樣干了三次。用這樣的方法馴馬，夠厲害了，但不是王良馴馬的方法。王良駕車，沒有疲沓不走的壞馬；堯、舜治理國家，老百姓沒有作亂的。王良是馴服馬的心，堯、舜是順服老百姓的思想。人和人本性相同，人與馬不同種類。王良能調理與人不同種類的馬，姜太公卻不能引導同本性的人。這樣看來，周公旦敬重地位低下的人，跟王良馴馬的作法是一樣的；姜太公殺死狂譎和華士兩人，跟宋國車夫殺馬的作法是一樣的。拿王良馴馬的方法與宋國車夫馴馬的作法，讓韓非評論，韓非肯定認為對的是王良而指責宋國車夫。因為王良保全了馬的性命，而宋國車夫則殺死了馬。馬被殺，不如保全它的性命；像這樣，老百姓被殺，不如讓他活著。假使韓非指責王良，自己就跟宋國車夫一樣，要殺害好人了。如果他指責宋國車夫，宋國車夫的作法跟姜太公相同，這樣，他一面指責宋國車夫，一面又贊同姜太公的作法，可見韓非的好惡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治理國家就像修養自己的品德一樣。修養自己一生的品德，要是缺少給別人恩惠的品行，只有傷害別人的操行，那麼結交親戚朋友就會交情疏遠、關系斷絕，把恥辱帶給自己。用修養個人品德的道理來推論、比喻治理國家的道理，那麼治理國家的道理應該是用道德。韓非主張靠刑法，專用它來治理社會，這就是主張修養自己品德的人，要采用傷害別人的辦法。韓非難道不知道用道德是個好辦法嗎？而是他認為社會衰敗事態改變，老百姓的心奢靡輕薄，所以制作法律制度，一心在用刑。世上不能缺少道德，就像每年不能斷絕春天一樣。認為社會衰敗難以用道德來治理，就可以說因為年頭荒亂，萬物不能在春天生長了嗎？君主治理一個國家，就像天地使萬物生長一樣。天地不能因為年頭荒亂就讓春天離開，君主也不能因為社會衰敗就拋棄道德。孔子說︰“有這樣的老百姓，所以夏、商、周三代才能按正道進行教化。”
周穆王時的社會，可以說是夠衰敗了，他用刑法來治理國家，混亂而沒有功績。後來甫侯規勸他，周穆王把道德記在心上，于是長久地統治著國家，功績一直流傳到後代。周穆王治理國家，開初混亂後來終于治理好了，並不是他在前糊涂昏庸，之後才高明的；而是先前用蚩尤的刑法，後來遵循甫侯的勸說。治人不能拋棄恩惠，治國不能廢掉道德，種植作物不能離開春天，韓非想專用刑法來殺人，怎麼行呢？
魯繆公問子思說︰“我听說龐……是的兒子不孝。他的行為怎麼樣不孝呢？”子思回答說︰“君子尊敬賢人以推崇道德，用好的東西來規勸老百姓。至于錯誤的行為，是小人所記的東西，我不知道。”子思出去，子服厲伯進來拜見魯繆公。魯繆公問起龐……是的兒子，子服厲伯把他的過失告訴了魯繆公，全都是魯繆公沒有听見過的。自從這事以後，魯繆公看重子思而瞧不起子服厲伯。韓非听說這事，而指責魯繆公，他認為明智的君主應該找出壞人並殺掉他們，子思不揭發壞人壞事讓國君知道，而子服厲伯揭發了壞人壞事並告訴了魯繆公，子服厲伯應該受到重視，而子思應該被輕視。如今魯繆公看重子思，而瞧不起子服厲伯，這違背了貴賤的應有的位置，所以韓非指責魯繆公。
韓非所崇尚的，是法制。人做了好事，按法制要獎賞他；做了壞事，照法制得懲罰他。君主即使沒有听見宮外的好事與壞事，根據法制這些好事和壞事都會得到處理。听見壞事不能就進行懲罰，就像听見好事不能就進行獎賞一樣。對別人不檢舉壞人壞事就指責，是韓非的就張。讓韓非听到好事，他一定要考核，考核確實有功績，才肯獎賞。听見好事不能立即給予獎賞，因為沒有事實根據的話未必可信。像這樣，听見好事跟沒有听見，無區別。听到好事不能立即獎賞，那麼听到壞事也不能馬上懲罰。听到好事一定要考核，听到壞事也一定要審查，考核有功才能給獎賞，審查有證據才能實行懲罰。听見不實際的，看見不真實的，經過核實不能成立，獎賞與懲罰就不能進行。獎賞與懲罰不能進行，那麼是好事還是壞事也不能確定。沒有確定的事情，需要有一套辦法才能確定它，那想靠耳朵听到的情況就進行獎賞與懲罰，是不對的。
鄭人子產早晨出去，走過東匠閭，听見有婦人的哭聲，就按住他車夫的手讓車停下，仔細地听。過了好一會兒，讓官吏把婦人抓來審問，原來是個親手殺死自己丈夫的女人。第二天，他的車夫問︰“夫子你是怎麼知道的？”子產說︰“她的哭聲是恐懼的。凡是人對他親愛的人，知道他病了就會憂愁，知道他快要死了就會擔心，已經死了就會悲哀。現在她哭丈夫死去，不悲哀而是恐懼，這就可以知道其中必定發生了不正當的事情。”韓非听說這事就指責說︰“子產不也多事嗎！壞人一定要等自己的耳朵听到，眼楮看到之後才知道，那麼鄭國查出來的壞人就太少了。子產不依靠地方長官，不運用參照對比的方法進行考察，不明白法制，光靠自己盡力用耳听，用眼看，費盡心思來發現壞人壞事，不是也太沒有方法了嗎？”韓非指責子產，是對的；但他指責魯繆公，就錯了。婦人不悲哀，就像龐……是兒子不孝一樣。既然指責子產靠耳聞目睹來發現奸婦，卻又想要魯繆公靠口問來確定壞人壞事。子產不依靠地方長官，而用耳聞來確定事實真象；魯繆公也不依靠官吏，而用口問來確定真象。其實，耳聞和口問，是一回事，都不依靠官吏，都不參照對比。子服厲伯回答的話不能夠用來確定事實真象，就像婦人的哭聲不能夠用來確定事實真象一樣。不能夠確定事實真象，子產就讓官吏把婦人抓來審問情況。不能夠確定事實真象，卻不讓官吏去審查，偏偏相信子服厲伯的話，就以未經證實的不孝事情來定龐……是兒子的罪，怎麼行呢？
韓非說︰“子思不把龐……是兒子的過失告訴魯繆公知道，繆公反而看重他；子服厲伯把龐……是兒子的過失告訴魯繆公知道，繆公卻瞧不起他。人之常情都是喜歡被重視而討厭被瞧不起，所以季平子作亂已形成，而魯昭公還不知道。這就是魯昭公被驅逐的原因。”魯昭公被驅逐，是因為法制不明確呢，還是因為沒有及早知道壞人呢？法制明確，即使不知道壞人壞事，壞人壞事也無從發生；法制不明確，即使天天尋找壞人壞事，就像決開水源，用手掌去堵洪水一樣。車夫沒有馬嚼子，看見馬要跑，無法去制止它。讓王良手上拿著馬韁繩，馬就沒有想跑的意思，這是駕駛有辦法。如今不說魯昭公沒有好的政治主張，而是說他“沒有早知道壞人”；不說他法制不明確，而說他“沒有溝通下面的情況”。韓非指責魯繆公，跟他政治主張的基本思想是相違背的。
龐……是的兒子不孝，子思不說，魯繆公看重他。韓非指責繆公，認為明智的君主發現好人就該獎賞，發現壞人就該殺掉。不孝的人，是低下愚蠢的人。低下愚蠢的人不懂禮義，順隨感情放縱欲望，跟鳥獸一樣。說他們“惡”，可以；說他們“奸”，就不對。奸人外表和善內心凶狠，臉色嚴厲內心軟弱，行為舉動，模仿賢人，以求升官，向君主討好獻媚，怎麼肯做出不孝，顯露自己的惡劣行為，以自取被斥退和殺身的災禍呢？龐……是的兒子可以說他不孝，但不能說他“奸”。韓非說他“奸”，不符合“奸”的事實。
韓非說︰“布帛有多有少，一般人不敢亂拿；閃亮的金子有百鎰，跖也不會去奪取。”照這樣說，法制明確，老百姓就不敢觸犯。假設國家明確了法制，有偷盜的想法，不敢觸犯；存心不良的人，也不敢發作。壞心藏在胸中，仍不敢觸犯法律，因為明確的法制使他們感到恐懼。明確的法制使他們恐懼，那麼就不需要審查壞人發現壞事了。假使法制嚴厲，老百姓中就沒有壞人；假使法制不嚴厲，老百姓中就有許多是壞人。不說明智的君王嚴刑峻法，而卻說發現壞人就殺掉。說發現壞人，這是法律不嚴厲，老百姓中有人觸犯了它。不專心于明確法制，而專心于發現壞人，韓非的話，跟主張法制是相違背的。
人們疏通溝渠，是知道它一旦堵塞必定會淹死自己，不去堵塞溝渠而會造船和槳的人，深知水性不能堵塞，水的洶涌勢頭肯定要淹死人的。臣子的本性欲望會奪取君位，就像水的本性會淹死人樣。不告訴君主用什麼防範壞人，而指責他不知道“欲奸君父”的情況，這就像不準備防水的船具一樣，卻只想先知道水會淹死人。被淹在水里，不責怪水而抱怨自己，是自己忘記了防備。這樣說來，君主被臣子驅逐，是由于喪失了防範的法制。要防備被淹死不需要堵塞水源，君主要防範被驅逐也不需要事先發覺哪個大臣會干壞事，韓非應該把這道理告訴君主。水的本性能滅火，如果把水裝在釜里，水開了也不會把火滅掉，這是肯定的。君像火，臣像水，法制是釜，火沒有發覺水會滅掉它，君主也用不著預先察覺臣子要干的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