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交以先投契為主，不論後來貴賤。如魏野之于王旦，邵雍之于文彥博、司馬光尚矣。挽近漸失此意。而尚有存者，如松江之陸平泉宗伯，與徐華亭科第相去二十年，徐已位大宗伯，陸尚史官，講敵禮，此詞林前後輩之最不拘套者。
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太倉在揆地時，海鹽舉人王文祿者，以公車至，太倉坐之上席，文祿亦不遜，踞客位如平日，此故友窮達之不拘套者。至如先同年而晚途顯晦頓異者，又曾同席硯而後出門牆者，則體統迥不假借。王蓞州為藩臬，時江陵當國，
其同年也，通書不書餃，不稱晚，竟究易之。先外大父為山東憲使，投書于同年太倉相公，則書餃，而下仍“年眷弟”，亦不以為忤。今則蠅頭細書，青面手板，無有敢及“年”字者矣！惟京鄉尚有之。侍郎則稱“年晚生”，尚書則僅“年侍教生”。近年申吳縣七旬，蕭岳峰大司馬其同年也，時申久居林，蕭已晉三孤，尚于祝文稱“侍教”，他可知矣。然則趙司馬鑒稱“年晚生”于首揆費鉛山，致有神童之誚，今何足異也？至座主門生等威更峻，不論生平交誼，概執弟子禮。如顧涇陽吏部之于孫柏潭少宰，雖認師弟于公會，而宴見則稍通融。聞二公俱有後言，二公真人品真交情尚不免俗，何論其他。蓋古道之窒于世法久矣！
王文祿亦博洽士也，丙戌入京都，年已望八，是科正太倉主考，榜後搜取其落卷閱之，首篇題為“君子名之必可言”，末句無所苟而已。王之結語，二小比相對雲︰由哉苟也，苟哉由也，太倉每舉示人以為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