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梁紫以為黝，獻之宦者洎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為朝袍。乍見者皆駭觀，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為也。而婦女有以為衫⻏爰者，言者亟論之，以為奇袤之服，浸不可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為之禁，犯者罪之。中興以後，駐蹕南方，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為御愛紫，亦無敢以為衫袍者，獨婦人以為衫⻏爰爾。（服紫始末，已見前卷。）
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巡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遜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為巡鋪，決無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于何年也。
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為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 元年，邊事浸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 票、陶天麟等來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答以不堪笞 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舊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進士第，復奏光宗皇帝，命武舉進士從軍，不許軍帥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罰俸。此令一出，皆願從軍，而軍中無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員之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為額，七年為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恤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或令其兼同統領職事，遇出戰多領守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听之。蓋軍史自統制以下，多是假攝，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于文移、公牘、書札、榜子削其本職，為寫權職為正。遇東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惴惴戰栗。士大夫信其偽餃，不復與較。故以守闕進勇副尉為統制者，往往而是，若于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于其任而序進之，必能趨事赴功矣。
部吏賣闕之弊，自昔有之。皇 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為小官時皆嘗有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幸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國初，宦者不過數十人，真宗時漸眾，蓋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 五年閏七月戊辰，言者以為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行門，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 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勵。慶歷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月為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猶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至于三丞以上，至于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求去，是不諳祖宗典故爾。
舊制，御試詩賦論，士人未免上請于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答之，往復紛紜，殊失尊嚴之體。景 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具書史所出，御藥院印給，士人不許上請。自後進士各伏其位，不敢復至殿庭。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元。天聖五年，詔臣僚薨卒，當賜謚，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流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之官罷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無過送迎人之半。此閔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于臣下者如此，可謂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詔命官遷謫嶺南亡歿者，並許歸葬，官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而其死則可閔，威以懲其罪，恩以恤其死，施于死者猶爾，況生者乎施于有罪者猶爾，況無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 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為限矣。
西京學校，舊為河南府學。景 元年，詔改為西京國子監，以為優賢之所。
商稅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竭澤，又復營私，掩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給，通判添支。所以重譏征之寄。近時理親民資序為監當者，未之聞也，往往以為浼己，不肯褻就矣。然朝廷以場務之寄，責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于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厘以下，知州、通判、縣令罰俸一月；一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賞罰不及于監當，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堂至其村，故听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于听事。有竹 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有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涂，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 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听矣。
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正，靈台郎直長、局丞至冬官正，僅五遷爾。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醫官則太優，欲增其等級。慶歷五年六月乙卯朔，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雖循轉甚遲，然比承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為優矣。
承平時，溫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苞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詔三州不得以貢余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
五季日尋干戈，其于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伴飯者眾，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為此職，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伴飯指揮使為散指揮使。然自此人不復以為恥，而激勵之權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陸路發運二使，運江南之粟以贍京師。其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詔合水路、陸路發運為一路，以王繼升掌之，董儼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乃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一時歆艷，以為盛事。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第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 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小錄為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為職事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札裝潢皆精致，不費一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杯勺，無乃太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練諸軍為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歲月浸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廩給特厚，與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札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于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余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余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為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興販，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許蠲放，仍每歲不得過三次。是時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慮及于細微，真聖主也。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 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衍、蔡京、範鏜、張ロ詳定，于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徽宗創立闢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闢雍。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闢雍。以祭酒總治兩學，闢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闢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士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河北、河東、陝西以捍御西北二虜，帥臣之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 四年五月丁巳，始詔揚、廬、江寧、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軍馬鈐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威果為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一員。其後二廣經略、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至兩浙、四川皆以調發之故，後又改鈐轄為總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開端于嘉 之時，而定制于中興之後。然帥臣大抵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承平無事，惟事教閱而已。矧自勤王諸將分為駐札，州郡之額闕不復補，名存實亡。然人存政舉，苟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幾緩急有所恃也。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于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于是群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黜落。嘉 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于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詒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 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間舉。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為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余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為頓增，亦公三十余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
納粟補官，始以拯饑，後以募民實粟于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于邊頗艱，應募者寡。元 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于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舊制，監司、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 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員、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北、廣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贓私升幕職，再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此天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增官員，復增舉員。中興以來，一循前例，然亦時有增損。舊制，特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為始，故有垂當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實惠，至今仍之。
景 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宦，熟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 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國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偽為之也。真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言︰致仕官如清名為眾所推，粗有勞效，方可听其納祿。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贓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具歷任有無贓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聖四年，始詔郎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秘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听官嫡孫若弟佷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誘之也。景 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敕與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台糾察，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 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武官年老無子孫，奏期親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功于國，有惠于民，勿拘。嘉 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詔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歷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官致仕。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況法初行，須受命之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偽為。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後又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詐偽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書丁憂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嘗詰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政和二年，張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听蔭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肇端于真宗之朝，而詳密于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勞聖訓丁寧，至于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日趨于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矣。
真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院既成，詔升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听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升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于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干置悉備，方敢報ト門放見。蓋ト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府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游，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味與棲棲逆旅者大不侔矣。景 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涂之艱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視；又縣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甦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從之。然惟施之常調爾，若人主特除，則又不在此例。呂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即知廬州，正如易簡所論，不以改制而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