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書》敘事疏鹵甚多，如李絳救鄭 一段，《唐書》載，絳曰︰“ 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奸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丑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泄陛下密謀于奸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況 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為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治之丑，亦須婉為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采擇良家子事，傳曰“絳上疏雲雲，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嘩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于五六，以開悟為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系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為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