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于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並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為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ツ，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也”，是以木、馬兩事並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蠰馬不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雲“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蓋有出于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