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退之《論京尹不台參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補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毋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赤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闢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眾官趨闢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為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闢，咸使畏避，其余百僚，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