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舊從司馬氏得文正公熙寧年辭樞筅出帥長安日手稿密疏，公尋自免，絕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見于傳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範純仁、程顥，敢言不如甦軾、孔文仲，勇決不如範鎮。誨于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即指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于不曉事與很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磬據要津，“擠排異己，以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睹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睹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愛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睹安石營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範鎮同，則乞依範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予慮後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書範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方︰“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廡，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獻可為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將趨經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問曰︰“今日請見言何事邪？”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藝，命下之日，眾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匆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浸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諂諛躁進之士悉闢召為屬吏，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妄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台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詘隨之，于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為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以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範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誠服之。’故作《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文正之傳而後明。獻可埋文，雖亦成于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獻可先見，世莫有知者。予嘗從學于文正公，親聞其說，懼賢者正論遠識，遂將淪沒而無傳，故書蜀公之傳，以貽樂善之君子雲。”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為變者，必先挾王荊公。蔡氏至以荊公為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荊公，則曰︰“非貶荊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盡廢，鉤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為異日之禍，其烈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 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親受司馬文正公之學，膽智絕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荊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荊公《日錄》語中詆神宗事，曰《尊堯集》雲。意上心不平于荊公，則蔡氏可伐，正論可出，鉤黨可解，異日之禍可救也，瑩中坐以流竄抵死。正論卒不出，鉤黨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讀其書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達瑩中本趣，但以為闢荊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堯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為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為神考之師者，臣于此進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弗臣，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勛無父之禮，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乎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許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臣所著《尊堯集》者，為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向，堯之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復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詞，見蔡卞增偽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乃是誣偽，當是之時，臣于《日錄》考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未知其為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又誑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雲‘卿，朕師臣也’，乃安石矯造之言。又雲‘督責朕有為’，豈神考親發之訓。既托訓以自譽，又托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錄》雲︰‘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托訓以輕君乎？又雲︰‘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托訓以輕君乎？又雲︰‘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為急。’此非托訓以輕君乎？又雲︰‘卿莫只是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此非托訓以輕君乎？又雲︰‘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略見于此矣。《日錄》又雲︰‘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眾人所不能見。’此托訓以自譽也。又雲︰‘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訓以自譽也。又雲︰‘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訓以自譽也。又雲︰‘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于此矣。聖主以奉先為孝，群臣以承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核實，則可以抵塞眾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莫甚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于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為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七對之游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謂厥身不異皋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它人極論之辭，掠為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躁悖之筆，盡為烈考之詞，矯訓誣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托訓之誣，何以解天下之怒！而況托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禮貌勛賢，彼則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奸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責神考為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為心，厭棄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于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已之私；以繼紹安石為心，以必行誅殺為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 紳，協心享上；庠序義士，理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為。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王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為此書，天使之也。且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為泰山，如指蹄涔以為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齒甚＞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偽，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為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 驕僭之名乎？｛ 萬｝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書之，刊于石，與｛ 萬｝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厘為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盲。事為之論，又于逐門總而說之，凡為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為一卷，並序共為五卷。臣以憂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與御批《日歷》、《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真偽，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窺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為本，以辯明聖訓為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為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獻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偽，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寂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為不可，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為之流涕，聖哲能不痛心！人皆獨非于蔡京，安知謀發于蔡卞？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為非，以果斷變易為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窺，縱跡方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為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為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兵民將領，則曰獎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為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何在？昔元 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眾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為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論之人，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窺伺為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凡慍懟曾布之言，與怒詈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欲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 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閑，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 臣僚，于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誨而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熾也。元 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于愛君，又欲以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亦 目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害咸在矣。為我宋之臣豈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 冕夷俟，載籍所無，屨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非，而可以謂之國是乎？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 弗百姓為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為禮。 弗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為胎，遂產逆像；以非為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 行之； 既竄逐，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卞謀，三臣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為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奸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為是，則以涂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為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為急務。埽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 紳所聞，夢闕馳誠，名限疏遠。彼元 、元符之籍，雖漸絕弛，而人尚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當自退藏，其余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強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國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于沒後，孰若取義于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錄辯》，名之曰《四明尊堯集》雲。”
